今天已经没有人忽视一座县城的力量了。　　今年7月，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有33个县城迈入千亿GDP俱乐部。而在中国，支撑百强县发展的主引擎是工业。数据显示：百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及增速都远超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发达省份。　　与此同时，“县城制造”的内涵正在发生改变。二十年前，县城制造可能是铅笔、运动鞋、玩具、小家电和建材等，而到了今天则是3C、芯片甚至飞机零件。　　以舒城为例，这个2019年GDP接近300亿元的县城每天正源源不断“制造”出保时捷车载显示屏玻璃、华为手机组件、联想电脑散热模组、丰田汽车灯具、特斯拉汽车零部件模具，甚至还有生物识别雷达报警装置、人造肉这样略显“科幻”的产品。　　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其逻辑和“中国制造”在世界价值链分工中的定位提升是一样的。在最初通过廉价劳动力生产中低端商品构建竞争力之后，县城有着空前强烈的发展诉求，进而推动价值创造机制和价值分享机制变革，重构产业秩序，“县城制造”将转身“县城智造”。　　在舒城走访，你能时刻感觉到那种强烈的发展欲望。这里的经济开发区停满了车辆，江苏、上海、合肥、深圳的车牌混杂在一起;很多厂房连大门都没有建好就已经投入生产;人们在讲述5G、云计算、生物科技、“芯屏器合”时的姿态和思维方式和全中国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开发区别无二致。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并称这个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毫无疑问，在新一轮的崛起中，这种竞争将更加激烈，县城正在不惜一切向价值链的高端前进，而它们的对手则可能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如何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向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进而到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这将是未来十年留给县域经济的新挑战。　　安徽商报融媒体评论员梁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