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得坚韧
◎他是村官,是农电工
◎生于1958年
我父亲现在住在老家,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父亲伺弄他的竹林和果树,养些家禽,得闲时去钓鱼。前些年他生过一场大病,在北京和省城的医院住了很久的院。最后,他坚持要回老家去。回去之后,身体反而神奇地好多了。大概,那里才是他的根。
村子,是父亲耕耘了大半生的地方,奶奶在这儿走的。奶奶走的时候九十多岁,喜丧。父亲是大孝子,奶奶走了以后很久,他还会每天去上门照看,跟丢了魂似的。
父亲这一生吃过太多苦了。他生于1958年,出生后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差点饿死;后来,这个缺乏大人看顾的孩子,被狗咬伤了不能干农活,结果因祸得福有机会去念书。他读书努力,边干活边自学考上了大学,不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法去上学……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人生太坎坷了。但是他从来不抱怨,没能念大学,他就兢兢业业做了二十多年农电工。在我的记忆里,他扔下饭碗就去修跳闸的变电房是常有的事。那个时候农村电网设施薄弱,整个乡镇的农电工又很少,一到刮大风下雪天电线被压断,就需要全员去抢修,父亲经常是整天爬电线杆抢修。
有一年除夕,遇到大雪,父亲一早起来就赶到变电站去了。等到傍晚,邻居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在吃年夜饭了,他还没回来,我在家门口张望了一回又一回,幼年只惦记着迟迟吃不上饭而心生怨气。后来,我不记得父亲是什么时候回家的,也不记得那顿年夜饭是什么时候吃上的。一直过了十来年后,我和哥哥都差不多上高中时,也是在一次吃完年夜饭后,父亲才说起那次大雪的抢修经历。
那个除夕,为了赶着尽快修复电网,不耽误人们吃年夜饭看春晚,抢修的电工们一刻也没休息,高压电网本来就地处偏僻,想休息都找不到一户人家落脚。父亲说,他在雪地里爬了一整天电线杆,分不清是雪水浸湿还是汗透,浑身上下都是冰冷的。又冷又饿,骨头缝里都在冒寒气,幸好在湖边遇到一个养鸭老人的棚子,他进去讨要了一杯酒灌下去,才又活了过来。
他勤恳踏实,乐于助人,后来又干了十几年村官,盖学校修公路……点点滴滴,村里的人提起父亲没有不夸奖的。他自己没上成大学,但我和哥哥小学起就有着上百本课外书。他供我们两个读书考大学,哥哥还是那一年我们市里的高考状元……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的确是扬眉吐气的高光时刻。
到今天,我们兄妹俩都已人到中年,也曾遇到无数人生困境。但是,也许是受父亲影响,遇到再苦再难的事我们都会想办法克服,最后还能一笑而过。毕竟,跟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还有什么不知足呢?在我眼中看来,我父亲那一辈人中,没有人能比他更善良、更优秀。(芒果树下)
他,活得有趣
◎他是医生,业余音乐爱好者
◎生于1955年
贾平凹写过一篇文章《活得有趣,才是人生最高境界》。蔡澜写了一本书,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叫《我决定活得有趣》。我爸不是个文学爱好者,应该没读过这些文章,但当我长成一个中年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当真算得上一个有趣的人,大半辈子一直对生活怀有持续的热情和好奇心。
我爸是一个肿瘤科医生,至今还在上门诊。但他小的时候可能没想过当医生。那时候他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十几岁时就搭拖拉机上县城买零件,自己组装收音机。后来家用电器逐渐普及,这个爱好变得非常实用。从我记事开始,家里就经常堆满了各种坏了的家用电器。电视机、收音机、电吹风、电风扇……至少我们大院的邻居们从来不上外面修电器的,都是我爸义务维修。他的业余时间有不少都奉献给了邻居家的电视机,并且服务热情,乐此不疲。
五十年代出生于乡村,吃饭都困难的年代,是没有素质教育这事的。但我想,人可能天生就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向往,有些人会有更灵敏的感知。我爸喜欢听音乐,他可能不认识几个音乐家,也没研究过音乐史,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老式的东芝卡带机,我家有各种磁带,假期里常常是歌声不断。我上小学的时候,老爸咬牙买了一台熊猫组合音响,两个大喇叭,能放卡带还能放黑胶唱片。他兴冲冲地带我去百货大楼买唱片,第一张唱片买的是周冰倩的专辑,后来还买过徐小凤,那几张唱片至今还在家珍藏着。他还喜欢小施特劳斯,跑了几家商店买《翠堤春晓》同名专辑的磁带,还买了贝多芬的作品全集。我至今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在家听《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阳光从窗户透进来,洒在小客厅的地上。圆舞曲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俩还跟着跳了几圈,步伐乱七八糟,我够着他的肩膀,开心到飞起。
那个时候家家条件都不太好,我爸的爱好也基本是“穷乐呵”,不怎么花钱。他嫌那套音响效果不够好,淘了几个处理音箱回家改装,硬是改成了5.1声道,还加了个功放。功放是自己买零件攒的,框架是个月饼盒子。那套自制家庭影音系统效果相当惊艳,后来还加上了CD机,一直运行良好。我上大学的时候蔡琴出了一张专辑《金声演奏厅》,我买回家用老爸的自制音响放,效果杠杠的。
生活中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物质不那么丰富的年代,我也从没感觉过匮乏。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让带风筝。我爸觉得这点小事,实在没必要花钱,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个。毛衣针那么粗的竹篾子,牛皮纸糊上去,上面一颗硕大的红五角星。唯一的缺点就是飞不起来,但我们都决定忽略这个缺点。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家里经济应该是特别紧张,有一天午饭我妈把最后剩的肉皮红烧了一碗下饭。正巧那段时间学校要征订报纸,我心想爸妈肯定没钱了,很自然地跟老师说不订了。后来我爸听说了这事,专门去找了老师,交了钱给我补上。我当时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委屈。一家人吃一碗肉皮都很开心的日子里,一个小孩哪里会觉得少订一份报纸是什么大事。上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爱华小随身听,说是听英语,其实没听过几回。我爸一出差,我就央求他给我买磁带。他给我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辛晓琪当年的新专辑《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他可能根本没想过这么情情爱爱的歌适不适合小孩听,我们对这张专辑都挺满意的。他还给我攒了一个高保真包耳式的大耳机,音效很不错,戴着相当拉风。
像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他缺点也挺多。十几岁的时候,我经常跟他吵架。但印象中,我爸几乎没有为什么事表现出特别愁苦和忧虑过,好像所有的事在他那里自然就有好的一面。等我自己长大成人,为人父母,才知道这很不简单,“乐观”和“能吃苦”是很高贵的品质。我一直做不到“乐观”,一吃苦就暴躁,经常抱怨,但我见过乐观的人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我暴跳如雷的时候,当我冲孩子又发了一通火的时候,会感到惭愧。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所谓“知耻而后勇”,也许我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心平气和的人。(花菜)
他,活得努力
◎他是船员,也是一名老党员
◎生于1942年
至今犹记,我上班的第一天,父亲对我说的六字箴言:少说话,多干事。他一生中赋予工作的热情与执着,同样秉承的还是这六个字。
父亲少时家穷,只念到高小。就是这几年的书本学杂费,也是他课余捞鱼摸虾换来的。及长,当了三年兵的他,转业至武昌造床厂当了一名技术工。受人介绍认识我妈,结婚成家,小孩接二连三随之到来,他的肩上自此挑上沉重的担子。对于乡下这个家的牵念,使得他整年奔波于城乡之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偶然机遇,与一位武汉籍船员相互对调,终于回到安徽,任职于芜湖长江轮船公司的一艘驳轮。凭借勤奋苦学,以及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高小文化的他,日后被委任于政委一职,船上三四十人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属他管理。记忆里,常年无休的他,也只有盛夏农忙双抢时节才会请几日年假,回乡协助妈妈做些农活。
我记忆里在乡下的十余年日子,没有一个春节有父亲的参与。
及至八十年代末期,他费了一番心力,将我们姊弟仨办了农转非,全家得以迁居小城。从此,绝了后顾之忧的他,更加一心扑在事业上,将所有假期让给下属们。有一年大年三十,他们的驳船碰巧停靠芜湖港码头,我们姐弟仨欢天喜地盼望着,终于可以吃上一顿有爸爸在场的团圆饭了。岂知等到日落西山,也不见他的身影。所有的菜都凉了,一向温和的妈妈非常生气。当我们四人闷闷不乐吃下冰凉的年夜饭,意兴阑珊地等到春晚即将敲响凌晨的钟声,我父亲方才骑着自行车歪歪斜斜地到了家。妈妈嗔怪他何以不回来与我们同吃一餐年夜饭。他则语重心长地开解:船上那么多年轻人都没能回家团圆,这顿年夜饭,作为政委的他怎能不陪着他们一起吃呢?我们想想,是蛮有道理的,便也原谅了他。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国内输运业悄然发生了转变,陆路运输飞速发展,货运不再是水运一家独大,慢慢地,父亲所在的单位被上海一家更大的公司兼并。效益一年年下滑,作为家里唯一经济支柱的他非常着急。彼时,许多个深夜醒来,我都见他端坐客厅写材料,一写四五页信纸……后来才知,他曾向上海公司领导写过许多次申请,主动请求调去海上工作。
到底,广阔浩渺的大海不比长江平静无波,工作环境非常糟糕。初登海船的他,吐得昏天黑地。风暴无常,颠簸厉害,夜里睡觉的他,也要用双手抓紧床帮。除了担任政委的职务之外,他还兼了二副一职,整日在震耳欲聋的机房工作。对此,不曾听过他一句埋怨。海上的那些年,他们跑得最多的一条航线则是香港—台北—韩国。每当船靠香港码头,他见缝插针上岸,去周大生给我们每人买上一条金项链。也终于攒下一笔钱,为留在北京的弟弟顺利买了房。
今年建党一百周年,作为一名党龄超过五十年的老党员,他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八十岁的父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特意将这奖章挂在客厅显眼处。上次,我带孩子回小城,他特意取下来,向我孩子细数该枚奖章的来历。这枚沉甸甸的奖章上,确乎倾注了他毕生心血,更有他做人的要义:少说话,多干事。
我们父辈这一代,比我们活得纯粹,永远有信念,与身俱来地拥有许多可贵品德,爱岗敬业,勇于奉献,有担当,肯吃苦,不计得失,忍辱负重……
前些年,父亲一直在北京弟弟家帮忙带孩子。每到国庆当日,他一定起个大早,带上一杯水,从我弟弟所在的通州区,乘公交车,转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等这名皖籍老人姗姗到来,太阳已然升起,五星红旗早已飘在十月的蓝天下。他在偌大的广场信步一圈,再乘车返回。每年如此,仿佛成为他短居祖国心脏的一种仪式。
父亲这一代企望的好日子,无非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他的工作单位在上海,退休金幅度依据的则是上海的生活水准,非常之高,看病基本上也是百分百报销……年近八十的他,一身健朗的他,每一个清晨在江边长跑的他,迎来的正是他所期待的幸福晚年。(米肖)
他,活得洒脱
◎他是矿工,也是一名『文学青年』
◎生于1962年
中年男人提起父亲,往往有苦酒蹙眉的凝重。因为那一代人吃过的苦,我们无法想象。
但我和朋友提起父亲,每每像是在说一位喜剧演员:将近花甲之年,五谷不分,喝酒、云游、扯淡、抬杠。我总担心,他再老一点说不定会得精神病,满腹牢骚话太多。父亲也从不避讳“精神病”这个词,甚至反以为荣。他认为,人抑郁或者精神病,是艺术性的,“哪个文学家不精神病?”。虽然“有吃饱了撑的”之嫌,但总比我家前几代人要好。这得从“从前从前”说起。
我的高祖父和曾祖父都是非正常死亡,上吊或者投河。那是万恶的旧时代,大概贫下中农没活路。从高祖到我爷爷,家里都是单传,到父亲这里好几代还是“爷不见孙”。想想,这个世界能有我,得感谢新时代。
父亲出生在1960年代初,刚过困难时期。爷爷在煤矿干上工,总算能吃上饭了——也仅仅是吃上饭。父亲对自己不到160的身高耿耿于怀,一来是吃不好,二来七八岁就得了关节炎,疼得半夜直叫唤,自然没有长个子的力气。于是,他学习霍元甲,练武强身。据他吹嘘,赶兔子上树,拿大顶、翻跟头,青春期这些把式不在话下。可依旧瘦,怎么也长不过90斤。不知道何时起,他喜欢上了文学。也许在1980年代,不喜欢文学才是异类。“弃武从文”大概是身体的无奈,但这个选择足以影响两代人。父亲偏科,高考数学只考了8分,没机会上大学。矿上招工有体重要求,他穿着大棉袄,口袋里塞了俩大铁蛋子。大家都是矿区子弟,“面试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是蒙混过关。
父亲说,“不见天日”的几年矿工生涯让他重生。在井下,他曾从运煤车上掉下来。感谢靴子太大,车轮轧过去,鞋头都没了,脚趾还在。他曾数次身陷险境,更看过实实在在的死亡。他身体的孱弱难以承受高强度的工作,这是意志力无法解决的事实。
他开始写作。写得不好也要写,为了救自己。母亲说,父亲一年四季都在写,冬天裹着军大衣防寒,夏天穿着长筒胶鞋防蚊,看书写作到入迷处,甚至像先贤们那样喝过墨水。写啊写,终于,报端开始有印着他名字的豆腐块。一年年过去,豆腐块越来越大,通讯员文章、杂文、小说、散文,父亲越来越像一个文字工作者了,甚至在矿区有了名气。有一天,矿区喇叭播放署名父亲的广播稿,师傅和工友说:你这小个头,从来就不属于这里。父亲也毫不讳言,文学是自己的生命之光,也是一块砸开俗世的“敲门砖”。
我出生后,一直和母亲“住娘家”,大概父亲还没有能力撑起三口之家。多年来,我和这位文学青年或者瘦弱的矿工压根不熟。
后来,父亲从工人变成了矿区宣传干事,又被调去市里工作,成为一名真正的杂志编辑。他的人生改变了,我也终于可以出现在他的日常,爷俩才算结交。当我看到父亲的存书、稿纸、杂志,会认为他从来都是个吃文字饭的。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里掏出一只皮箱,满满是80年代的未曾发表的手稿和已发表的剪报。父亲这才说起那些不无艰辛的青年故事。
我不争气,小学时作文都写不好。实在没辙,有时他会帮我写一段。被老师发现了,大人孩子一块在办公室被批评。父亲说,读书写作本就应该是快乐的,即便吃苦,要练三九三伏,那也远比不上矿工和农民劳苦。渐渐,我开始喜欢看他的文章,杂文的嬉笑怒骂,让人感伤的矿井故事。由他介绍,我还认识了一个个闪耀星空的文学巨匠,看过上下五千年,竟隐隐地希望如他教训的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我和父亲单独相处了8年。他又当爹又当妈,洗衣服、做饭,虽不富裕,但也算维持着我的基本生活。我不爱学习经常闯祸,可他很少揍我,狠打过一次自己还掉了眼泪。高考前,老师为了不让我看世界杯,要求他把家里电视收了。父亲阳奉阴违,私下里嘟囔:收了我看什么?他的高论是,玩好才能学好。总之,我们不像传统的父子,我从不怕他,但充满喜爱和敬重。
离家上学后,爷俩儿就没了故事。但不知怎的,我竟有些活成了他的样子。母亲有时候来我家小住,每当做饭找不到帮手时都会大叫:你们爷俩是一类货!是的,我们都不爱挣钱,喜欢瞎跑、喝酒、吹牛,对权威并不深信、对空谈乐此不疲。
我这一身不务实的毛病,不能不说是父亲的“错”。他从未教过我任何谋生的经验,只有他自以为是的文学批评和私人感怀。唯一认真的告诫是:你得记住根儿在哪,是父辈的煤矿和土地。
现在父亲退休了,依然精力充沛。虽然一辈子没搞出什么文学的大名堂,但与人互称“文友”,喝酒郊游,嬉笑怒骂。他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哪怕是条臭水沟。每游一处,用手机划拉些杂感和他自认为的”小诗“;也会骂骂贾平凹、莫言、余华,说人家写的东西越来越差;偶尔想起指导我的生活,居然是“酒不要喝多”,五十步劝百步。
以前时常想象:在那个40年前昏暗的筒子楼里,窗外寒风怒号,瘦小的父亲独自搓着手看书,看到泪流满面,看到心花怒放。矿灯下,一瓶蓝黑墨水,一缸粗茶。稿纸上有情感,还有根本不可知的未来。他真的相信,靠所谓“文学”就能改变人生?抑或文学只是他逃避的借口?他该有多孤独?他对自己的孩子有期许吗?他的终极理想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我一直没有问过父亲,如今也不必再问。已至中年,父亲当年的理想、苦闷、快乐、感伤、希望、幻灭,我无一不在经历。
对我而言,父亲不是一座凝固的雕像,而是一部需要接续的电影。
他的那只皮箱里,存放着令人快乐和忧伤的理想主义,对生活无尽的热情。 现在,那只皮箱也属于我。拎着它继续生活,和父亲一起慢慢变老。
(相山酒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