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得坚韧

◎他是村官，是农电工

◎生于1958年

我父亲现在住在老家，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父亲伺弄他的竹林和果树，养些家禽，得闲时去钓鱼。前些年他生过一场大病，在北京和省城的医院住了很久的院。最后，他坚持要回老家去。回去之后，身体反而神奇地好多了。大概，那里才是他的根。

村子，是父亲耕耘了大半生的地方，奶奶在这儿走的。奶奶走的时候九十多岁，喜丧。父亲是大孝子，奶奶走了以后很久，他还会每天去上门照看，跟丢了魂似的。

父亲这一生吃过太多苦了。他生于1958年，出生后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差点饿死；后来，这个缺乏大人看顾的孩子，被狗咬伤了不能干农活，结果因祸得福有机会去念书。他读书努力，边干活边自学考上了大学，不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法去上学……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人生太坎坷了。但是他从来不抱怨，没能念大学，他就兢兢业业做了二十多年农电工。在我的记忆里，他扔下饭碗就去修跳闸的变电房是常有的事。那个时候农村电网设施薄弱，整个乡镇的农电工又很少，一到刮大风下雪天电线被压断，就需要全员去抢修，父亲经常是整天爬电线杆抢修。

有一年除夕，遇到大雪，父亲一早起来就赶到变电站去了。等到傍晚，邻居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在吃年夜饭了，他还没回来，我在家门口张望了一回又一回，幼年只惦记着迟迟吃不上饭而心生怨气。后来，我不记得父亲是什么时候回家的，也不记得那顿年夜饭是什么时候吃上的。一直过了十来年后，我和哥哥都差不多上高中时，也是在一次吃完年夜饭后，父亲才说起那次大雪的抢修经历。

那个除夕，为了赶着尽快修复电网，不耽误人们吃年夜饭看春晚，抢修的电工们一刻也没休息，高压电网本来就地处偏僻，想休息都找不到一户人家落脚。父亲说，他在雪地里爬了一整天电线杆，分不清是雪水浸湿还是汗透，浑身上下都是冰冷的。又冷又饿，骨头缝里都在冒寒气，幸好在湖边遇到一个养鸭老人的棚子，他进去讨要了一杯酒灌下去，才又活了过来。

他勤恳踏实，乐于助人，后来又干了十几年村官，盖学校修公路……点点滴滴，村里的人提起父亲没有不夸奖的。他自己没上成大学，但我和哥哥小学起就有着上百本课外书。他供我们两个读书考大学，哥哥还是那一年我们市里的高考状元……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的确是扬眉吐气的高光时刻。

到今天，我们兄妹俩都已人到中年，也曾遇到无数人生困境。但是，也许是受父亲影响，遇到再苦再难的事我们都会想办法克服，最后还能一笑而过。毕竟，跟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还有什么不知足呢？在我眼中看来，我父亲那一辈人中，没有人能比他更善良、更优秀。（芒果树下）

他，活得有趣

◎他是医生，业余音乐爱好者

◎生于1955年

贾平凹写过一篇文章《活得有趣，才是人生最高境界》。蔡澜写了一本书，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叫《我决定活得有趣》。我爸不是个文学爱好者，应该没读过这些文章，但当我长成一个中年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当真算得上一个有趣的人，大半辈子一直对生活怀有持续的热情和好奇心。

我爸是一个肿瘤科医生，至今还在上门诊。但他小的时候可能没想过当医生。那时候他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十几岁时就搭拖拉机上县城买零件，自己组装收音机。后来家用电器逐渐普及，这个爱好变得非常实用。从我记事开始，家里就经常堆满了各种坏了的家用电器。电视机、收音机、电吹风、电风扇……至少我们大院的邻居们从来不上外面修电器的，都是我爸义务维修。他的业余时间有不少都奉献给了邻居家的电视机，并且服务热情，乐此不疲。

五十年代出生于乡村，吃饭都困难的年代，是没有素质教育这事的。但我想，人可能天生就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向往，有些人会有更灵敏的感知。我爸喜欢听音乐，他可能不认识几个音乐家，也没研究过音乐史，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老式的东芝卡带机，我家有各种磁带，假期里常常是歌声不断。我上小学的时候，老爸咬牙买了一台熊猫组合音响，两个大喇叭，能放卡带还能放黑胶唱片。他兴冲冲地带我去百货大楼买唱片，第一张唱片买的是周冰倩的专辑，后来还买过徐小凤，那几张唱片至今还在家珍藏着。他还喜欢小施特劳斯，跑了几家商店买《翠堤春晓》同名专辑的磁带，还买了贝多芬的作品全集。我至今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在家听《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阳光从窗户透进来，洒在小客厅的地上。圆舞曲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俩还跟着跳了几圈，步伐乱七八糟，我够着他的肩膀，开心到飞起。

那个时候家家条件都不太好，我爸的爱好也基本是“穷乐呵”，不怎么花钱。他嫌那套音响效果不够好，淘了几个处理音箱回家改装，硬是改成了5.1声道，还加了个功放。功放是自己买零件攒的，框架是个月饼盒子。那套自制家庭影音系统效果相当惊艳，后来还加上了CD机，一直运行良好。我上大学的时候蔡琴出了一张专辑《金声演奏厅》，我买回家用老爸的自制音响放，效果杠杠的。

生活中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物质不那么丰富的年代，我也从没感觉过匮乏。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让带风筝。我爸觉得这点小事，实在没必要花钱，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个。毛衣针那么粗的竹篾子，牛皮纸糊上去，上面一颗硕大的红五角星。唯一的缺点就是飞不起来，但我们都决定忽略这个缺点。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家里经济应该是特别紧张，有一天午饭我妈把最后剩的肉皮红烧了一碗下饭。正巧那段时间学校要征订报纸，我心想爸妈肯定没钱了，很自然地跟老师说不订了。后来我爸听说了这事，专门去找了老师，交了钱给我补上。我当时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委屈。一家人吃一碗肉皮都很开心的日子里，一个小孩哪里会觉得少订一份报纸是什么大事。上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爱华小随身听，说是听英语，其实没听过几回。我爸一出差，我就央求他给我买磁带。他给我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辛晓琪当年的新专辑《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他可能根本没想过这么情情爱爱的歌适不适合小孩听，我们对这张专辑都挺满意的。他还给我攒了一个高保真包耳式的大耳机，音效很不错，戴着相当拉风。

像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他缺点也挺多。十几岁的时候，我经常跟他吵架。但印象中，我爸几乎没有为什么事表现出特别愁苦和忧虑过，好像所有的事在他那里自然就有好的一面。等我自己长大成人，为人父母，才知道这很不简单，“乐观”和“能吃苦”是很高贵的品质。我一直做不到“乐观”，一吃苦就暴躁，经常抱怨，但我见过乐观的人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我暴跳如雷的时候，当我冲孩子又发了一通火的时候，会感到惭愧。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所谓“知耻而后勇”，也许我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心平气和的人。（花菜）

他，活得努力

◎他是船员，也是一名老党员

◎生于1942年

至今犹记，我上班的第一天，父亲对我说的六字箴言：少说话，多干事。他一生中赋予工作的热情与执着，同样秉承的还是这六个字。

父亲少时家穷，只念到高小。就是这几年的书本学杂费，也是他课余捞鱼摸虾换来的。及长，当了三年兵的他，转业至武昌造床厂当了一名技术工。受人介绍认识我妈，结婚成家，小孩接二连三随之到来，他的肩上自此挑上沉重的担子。对于乡下这个家的牵念，使得他整年奔波于城乡之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偶然机遇，与一位武汉籍船员相互对调，终于回到安徽，任职于芜湖长江轮船公司的一艘驳轮。凭借勤奋苦学，以及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高小文化的他，日后被委任于政委一职，船上三四十人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属他管理。记忆里，常年无休的他，也只有盛夏农忙双抢时节才会请几日年假，回乡协助妈妈做些农活。

我记忆里在乡下的十余年日子，没有一个春节有父亲的参与。

及至八十年代末期，他费了一番心力，将我们姊弟仨办了农转非，全家得以迁居小城。从此，绝了后顾之忧的他，更加一心扑在事业上，将所有假期让给下属们。有一年大年三十，他们的驳船碰巧停靠芜湖港码头，我们姐弟仨欢天喜地盼望着，终于可以吃上一顿有爸爸在场的团圆饭了。岂知等到日落西山，也不见他的身影。所有的菜都凉了，一向温和的妈妈非常生气。当我们四人闷闷不乐吃下冰凉的年夜饭，意兴阑珊地等到春晚即将敲响凌晨的钟声，我父亲方才骑着自行车歪歪斜斜地到了家。妈妈嗔怪他何以不回来与我们同吃一餐年夜饭。他则语重心长地开解：船上那么多年轻人都没能回家团圆，这顿年夜饭，作为政委的他怎能不陪着他们一起吃呢？我们想想，是蛮有道理的，便也原谅了他。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国内输运业悄然发生了转变，陆路运输飞速发展，货运不再是水运一家独大，慢慢地，父亲所在的单位被上海一家更大的公司兼并。效益一年年下滑，作为家里唯一经济支柱的他非常着急。彼时，许多个深夜醒来，我都见他端坐客厅写材料，一写四五页信纸……后来才知，他曾向上海公司领导写过许多次申请，主动请求调去海上工作。

到底，广阔浩渺的大海不比长江平静无波，工作环境非常糟糕。初登海船的他，吐得昏天黑地。风暴无常，颠簸厉害，夜里睡觉的他，也要用双手抓紧床帮。除了担任政委的职务之外，他还兼了二副一职，整日在震耳欲聋的机房工作。对此，不曾听过他一句埋怨。海上的那些年，他们跑得最多的一条航线则是香港—台北—韩国。每当船靠香港码头，他见缝插针上岸，去周大生给我们每人买上一条金项链。也终于攒下一笔钱，为留在北京的弟弟顺利买了房。

今年建党一百周年，作为一名党龄超过五十年的老党员，他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八十岁的父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特意将这奖章挂在客厅显眼处。上次，我带孩子回小城，他特意取下来，向我孩子细数该枚奖章的来历。这枚沉甸甸的奖章上，确乎倾注了他毕生心血，更有他做人的要义：少说话，多干事。

我们父辈这一代，比我们活得纯粹，永远有信念，与身俱来地拥有许多可贵品德，爱岗敬业，勇于奉献，有担当，肯吃苦，不计得失，忍辱负重……

前些年，父亲一直在北京弟弟家帮忙带孩子。每到国庆当日，他一定起个大早，带上一杯水，从我弟弟所在的通州区，乘公交车，转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等这名皖籍老人姗姗到来，太阳已然升起，五星红旗早已飘在十月的蓝天下。他在偌大的广场信步一圈，再乘车返回。每年如此，仿佛成为他短居祖国心脏的一种仪式。

父亲这一代企望的好日子，无非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他的工作单位在上海，退休金幅度依据的则是上海的生活水准，非常之高，看病基本上也是百分百报销……年近八十的他，一身健朗的他，每一个清晨在江边长跑的他，迎来的正是他所期待的幸福晚年。（米肖）

他，活得洒脱

◎他是矿工，也是一名『文学青年』

◎生于1962年

中年男人提起父亲，往往有苦酒蹙眉的凝重。因为那一代人吃过的苦，我们无法想象。

但我和朋友提起父亲，每每像是在说一位喜剧演员：将近花甲之年，五谷不分，喝酒、云游、扯淡、抬杠。我总担心，他再老一点说不定会得精神病，满腹牢骚话太多。父亲也从不避讳“精神病”这个词，甚至反以为荣。他认为，人抑郁或者精神病，是艺术性的，“哪个文学家不精神病？”。虽然“有吃饱了撑的”之嫌，但总比我家前几代人要好。这得从“从前从前”说起。

我的高祖父和曾祖父都是非正常死亡，上吊或者投河。那是万恶的旧时代，大概贫下中农没活路。从高祖到我爷爷，家里都是单传，到父亲这里好几代还是“爷不见孙”。想想，这个世界能有我，得感谢新时代。

父亲出生在1960年代初，刚过困难时期。爷爷在煤矿干上工，总算能吃上饭了——也仅仅是吃上饭。父亲对自己不到160的身高耿耿于怀，一来是吃不好，二来七八岁就得了关节炎，疼得半夜直叫唤，自然没有长个子的力气。于是，他学习霍元甲，练武强身。据他吹嘘，赶兔子上树，拿大顶、翻跟头，青春期这些把式不在话下。可依旧瘦，怎么也长不过90斤。不知道何时起，他喜欢上了文学。也许在1980年代，不喜欢文学才是异类。“弃武从文”大概是身体的无奈，但这个选择足以影响两代人。父亲偏科，高考数学只考了8分，没机会上大学。矿上招工有体重要求，他穿着大棉袄，口袋里塞了俩大铁蛋子。大家都是矿区子弟，“面试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是蒙混过关。

父亲说，“不见天日”的几年矿工生涯让他重生。在井下，他曾从运煤车上掉下来。感谢靴子太大，车轮轧过去，鞋头都没了，脚趾还在。他曾数次身陷险境，更看过实实在在的死亡。他身体的孱弱难以承受高强度的工作，这是意志力无法解决的事实。

他开始写作。写得不好也要写，为了救自己。母亲说，父亲一年四季都在写，冬天裹着军大衣防寒，夏天穿着长筒胶鞋防蚊，看书写作到入迷处，甚至像先贤们那样喝过墨水。写啊写，终于，报端开始有印着他名字的豆腐块。一年年过去，豆腐块越来越大，通讯员文章、杂文、小说、散文，父亲越来越像一个文字工作者了，甚至在矿区有了名气。有一天，矿区喇叭播放署名父亲的广播稿，师傅和工友说：你这小个头，从来就不属于这里。父亲也毫不讳言，文学是自己的生命之光，也是一块砸开俗世的“敲门砖”。

我出生后，一直和母亲“住娘家”，大概父亲还没有能力撑起三口之家。多年来，我和这位文学青年或者瘦弱的矿工压根不熟。

后来，父亲从工人变成了矿区宣传干事，又被调去市里工作，成为一名真正的杂志编辑。他的人生改变了，我也终于可以出现在他的日常，爷俩才算结交。当我看到父亲的存书、稿纸、杂志，会认为他从来都是个吃文字饭的。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里掏出一只皮箱，满满是80年代的未曾发表的手稿和已发表的剪报。父亲这才说起那些不无艰辛的青年故事。

我不争气，小学时作文都写不好。实在没辙，有时他会帮我写一段。被老师发现了，大人孩子一块在办公室被批评。父亲说，读书写作本就应该是快乐的，即便吃苦，要练三九三伏，那也远比不上矿工和农民劳苦。渐渐，我开始喜欢看他的文章，杂文的嬉笑怒骂，让人感伤的矿井故事。由他介绍，我还认识了一个个闪耀星空的文学巨匠，看过上下五千年，竟隐隐地希望如他教训的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我和父亲单独相处了8年。他又当爹又当妈，洗衣服、做饭，虽不富裕，但也算维持着我的基本生活。我不爱学习经常闯祸，可他很少揍我，狠打过一次自己还掉了眼泪。高考前，老师为了不让我看世界杯，要求他把家里电视收了。父亲阳奉阴违，私下里嘟囔：收了我看什么？他的高论是，玩好才能学好。总之，我们不像传统的父子，我从不怕他，但充满喜爱和敬重。

离家上学后，爷俩儿就没了故事。但不知怎的，我竟有些活成了他的样子。母亲有时候来我家小住，每当做饭找不到帮手时都会大叫：你们爷俩是一类货！是的，我们都不爱挣钱，喜欢瞎跑、喝酒、吹牛，对权威并不深信、对空谈乐此不疲。

我这一身不务实的毛病，不能不说是父亲的“错”。他从未教过我任何谋生的经验，只有他自以为是的文学批评和私人感怀。唯一认真的告诫是：你得记住根儿在哪，是父辈的煤矿和土地。

现在父亲退休了，依然精力充沛。虽然一辈子没搞出什么文学的大名堂，但与人互称“文友”，喝酒郊游，嬉笑怒骂。他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哪怕是条臭水沟。每游一处，用手机划拉些杂感和他自认为的”小诗“；也会骂骂贾平凹、莫言、余华，说人家写的东西越来越差；偶尔想起指导我的生活，居然是“酒不要喝多”，五十步劝百步。

以前时常想象：在那个40年前昏暗的筒子楼里，窗外寒风怒号，瘦小的父亲独自搓着手看书，看到泪流满面，看到心花怒放。矿灯下，一瓶蓝黑墨水，一缸粗茶。稿纸上有情感，还有根本不可知的未来。他真的相信，靠所谓“文学”就能改变人生？抑或文学只是他逃避的借口？他该有多孤独？他对自己的孩子有期许吗？他的终极理想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我一直没有问过父亲，如今也不必再问。已至中年，父亲当年的理想、苦闷、快乐、感伤、希望、幻灭，我无一不在经历。

对我而言，父亲不是一座凝固的雕像，而是一部需要接续的电影。

他的那只皮箱里，存放着令人快乐和忧伤的理想主义，对生活无尽的热情。 现在，那只皮箱也属于我。拎着它继续生活，和父亲一起慢慢变老。

（相山酒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