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情，今天必须要点个赞。

4月24日，合肥市召开第32次市疫防工作视频会商会，为合肥市疫防指挥部增设了一个法律顾问团队。未来，在合肥抗疫中，整个法律团队将加强对指挥部发布通告的合法性审查。

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约束”之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当下，尽管每天可能有一万件事情要做，但心中依然有一根法治之弦，这是一种在压力面前保持冷静和理性的体现。

一支法律顾问团队，“文”不能流调，“武”不能封控，但增设它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在合肥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科学有序防控的前提依然是法治。这一点，政府的头脑很清醒。

中国人常常说：“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

可问题的关键是，这个“非常”的边界在哪里？唯有求诸于法。

在疫情防控战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的关系？个体又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让渡个人的权利？没有什么合适的办法，也只能求诸于法。

某些地方或个人以疫情防控的宏大背景，肆意扩张防控权力，滥用针对具体事件处置上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辨别这种“滥用”？依然只能求诸于法。

乃至于，我们每个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底线和原则，权利和义务，都必须要求诸于法。

“法者，治之端也”。如果法治思维不能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则必然会把城市推向无序的深渊。实际上，每一篇《通告》、每一次流调、每一次封控、每一次处罚，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法律体系在支撑。你看不到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都各司其职，像巨大的山石，沉重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从这个角度出发，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和加强涉疫政策合法性的审查是一体两面，矛盾而又统一。我们运用法治的力量，实际上维护的是共同的利益。如果以后有机会回溯，在疫情期间引入法律顾问来“自我约束”，将是城市治理的一个范例，是一种进步，也蕴涵着宝贵的精神传承。

安徽商报融媒体评论员 梁巍  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