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味儿

□南窗

有种味道,叫“妈味儿”。大抵就是不管打扮得多么光鲜亮丽,只要身边带个娃儿,就自然而然涌现出的一种“妈”的气质。女明星们除非要吃母婴广告饭,大抵都会极力回避这种气质。毕竟,如果“妈”的形象太深入人心,飘飘欲仙的仙侠剧里,女主甫一亮相,观众立刻联想到“哦,二孩妈”,无论如何都是灾难。况且,带着娃实在很难保持光鲜——例如我自己每次带孩子出门时都非常简便,双肩包和箱子,再拎着个孩子。但几天旅途下来一切都变了,回程总是好似逃难一般,手里要拎着许多只袋子,包括但不限于莫名其妙弄湿换下来的衣服、走街串巷买的玩具、小孩捡到的不肯扔的石头贝壳、路上要吃的零食……上个假期出门前,他刚好在美术课上用卡纸做了一朵滴滴答答的云,拿线穿着——他坚持要带上这朵云。好的,这朵云坐了地铁、高铁、打了车、到一个酒店、转移到另一酒店、提着走街串巷、挂在回程高铁的座位上方,像一朵乌云般隐喻我这艰苦的旅程,几天下来,这朵云变得又皱又脏,但小孩坚持要带着它,把它完好无损带回家。拿着云,他说他背不了书包,我手里提了三个袋子,还被迫拿上他的书包;我很想骂他两句,但我忍住了。

妈味儿,和体面没有一毛钱干系。它隐约联系着暴躁、更年期,以及与其类似的东西。

小孩放学回来,把书包里所有的课本作业掏出来,扔得满坑满谷。他开始一面翻一面喊,我的一号本呢?我的三号本呢?我的数学书哪里去了?哦!今天还有卷子订正啊,卷子哪里去了?又开始翻书包,这次,从书包底下翻出一个折成小方块皱巴巴的东西。我沉住气,展开他的卷子。看图写话,他写:大象帮小松鼠搞好了秋千,小松说,谢谢你!

我心平气和对他说,写话呢,首先就是文通字顺。不要写错字、不要漏字,把句子写清楚,你这个小松鼠的鼠到哪里去了?另外,“搞”这个词在口语里用得多,书面语一般不常用,你可以写“做好了”“修好了”。他说哦。

今天早上,我看了个梗图,哈哈大笑,告诉他,这个图太搞笑了。他瞪我一眼,妈妈你说错了,是好笑,不是搞笑。你自己说,不要用“搞”这个词。我说,你有没有搞清楚口头用语和书面用语的关系啊?

他抱怨,妈妈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到了,怎么这么喜欢抬杠呢?我哪里是喜欢抬杠,每天我放眼望着家里,都要经历一番心灵折磨。被扔得满坑满谷的,不止是书包里的东西。玩具、铅笔、书、各种小玩意儿,撒满全家,是扫地机器人都要昏过去几次的地步。偏偏我年纪大了,弯腰拾东西很费劲,恨不得买个环卫工人用的那种长长的铁夹,这样就可以免于频繁弯腰劳动。

更可怕的是,小孩热爱动物。热爱动物是好事,但他的动物需要我照料。我家养了一只猫、三只鹦鹉、五只小龙虾。鹦鹉常年养在阳台上,而楼下阳台刚好有只狗。时间长了,鹦鹉学会了狗叫!

如今我的日常就是,在地上一只只找到越狱的小龙虾,在鹦鹉绘声绘色的狗叫声中,好整以暇地泡上一杯茶,看书。我前半辈子的强迫症在这几年都治好了,“妈味儿”倒也有些奇效。

方大美

□张言

立夏,麦粒顶满了仓,方大美敛了三五穗青麦,团在掌心里搓揉。

进城许多年,方大美的手还是没长出细腻白皙,手心粗糙,手面褶皱,指根覆着薄茧,整日剥豆扒粒的拇指又短又粗。

只有这样的手能揉出青麦穗上的麦粒,新麦还没上面,一粒粒水麦籽半透明,碎玉一般,卧在她掌心,一小丛。方大美摊开掌,手指轻拨麦粒,口中呼呼有声吹掉浮皮,掌沿压着掌沿,倾数倒进我手心里,指缝里漏了一粒,她也捏出来放进去。我把手心里的青麦粒尽数倒进嘴里,麦粒甜滋滋,清香水嫩,带着青麦特有的青草香。方大美见我吃完,随手又敛了几穗,双手拢着,继续搓揉。

方大美在吃食上一贯以我为先,好吃的先给我吃,稀罕的时令吃食,提前给我留好。她很怕在吃上亏待我,一旦我流露出没吃好,或者有什么东西没吃到,她会自责内疚,接下来,千方百计也要把这样东西找到,摆到餐桌上。

方大美七十二岁,是我共同生活二十五年的婆婆。她对“二十五年”这组数字很敏感,这代表着我与她一起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娘家妈。方大美颇为自豪,来来回回在我面前说过好几遍。

平心而论,在很多方面,方大美在意识上行动上,要比娘家妈高出一截。

年青时,她是镇上的赤脚医生兼青年书记,后来又被选为妇女主任,按照她争先好强的个性,应该会一路升迁。为了家庭,她最终放弃了一切,带着孩子去部队,成为了一名随军家属。她常为放弃事业而遗憾,她比我妈更希望我成为一个独立自强,拥有自己事业的人,因此包揽了所有家务,让我有时间工作学习。更令我没想到是,我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在娘家妈那里统统被打倒批判,在方大美这里却成了努力奋斗的好点子。

我想拿着自己钩织作品参加手工集市,方大美就帮忙分类打包,在集市上协助看守摊位;我想推广销售农村手工酿造醋,方大美跟在后面一起考察制醋作坊,作坊主人是方大美曾经教过的学生;我想有个乡村小院,方大美陪着人生地不熟的我,走遍她当初工作过的地方,寻找合适的院子。

现在,我喜欢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她便带着我认识乡间杂草,熟悉种地步骤,使用各种农具,遇到她也不懂的地方,还会请来认识的老农现场教我。做好一切后,她再回归她的生活,与我互不打扰,有需要时,她再出现。

两个性格好强的人成为婆媳,刚开始不可能岁月静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各种矛盾。她喜欢听着河南坠子吃饭,我受不了河南坠子嗓子眼里憋着一口狠劲的唱法,多次强行关机,协商无果后,我愤怒上楼打开音响,让“2002年的第一场雪”撑满我家,直到她认输为止。

也曾因为她嘴强,我好胜,我们分开居住两年,见面互不理睬……

最终,还是她包容我的时候多。不管我俩闹多深的矛盾,她都按时做好饭,给我留好,等着我回去吃;即便我俩吵着架,她也不允许其他亲戚插嘴说我的不是;事后,也总是她首先站出来,主动找我说话,给我赔礼道歉。事后想想,自己又能有多正确,脾气又能有多好呢,每次都让她道歉。

二十五年时光酝酿,我与方大美从剑拔弩张到相互理解,再到如今的全力支持,处成了朋友式的婆媳关系。直到现在,不喜欢刷鞋的我,鞋子脏了还是方大美刷的多。

清晨,方大美背着我给她买的蓝色小背包,小姑娘一样走在麦田小道上,她手里揉着青麦,揉好一撮,递给我一撮。

微风正好,吹起阵阵麦浪,我跟在她身后,一边仰头吃新麦粒,一边拖拖拉拉地跟着走,好希望我俩能一起再走上二十五年。

俏妈

□许冬林

我们这个家族的女人,不知道出生时撞上了哪一个巫婆的咒语,长相上,一代不如一代。

我外婆还很不错,年轻时被村人封为“水白菜”,自是水灵白嫩。到我妈,则次之,到我,更是让人泄气。对于这样的命运,在我妈那儿,是有不甘;在我,则是死死地认了命。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时代。外婆的青春是在战火纷飞年代度过,因为贫困和频繁地躲避战乱而过于暗淡和沉寂。如此,同样的青春,在外婆身上,它像一把有点潮湿的玉米在铁锅里,勉强炒着,到了我妈,已经是炸出了的爆米花。我妈活得出彩。

虽然我妈皮肤没有外婆的好,但她会打扮,兼以身材与五官都好,所以,也有美人之誉了。至少,在她自己心里,她是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的容貌的。她有一桩关于衣服的旧事,那一年冬天,她十七岁,想得一件新衣。外公说,要新衣服可以,屋后菜园里有大白菜,你自己砍一担去卖,卖的钱归你。我妈当真砍了一担,踏着半尺多厚的雪,一个人挑到江边渡口,过了江,去荻港卖,换得一件褂子,白底的平布上印着一枝一枝的绿竹叶。那是她青春里的一次壮举,她很自豪,她的每一个朋友几乎都知道。

她年轻时,别人搽蛤蜊油,她搽雪花膏。我以为,她雪花膏会搽一辈子的,没想到,我大了时,她羡慕我的那些化妆品,经常要我的来搽。我们母女之间,似乎从这时起,有了一点微妙的戏。她有一段时间在无锡,帮我舅舅做事,让我给她买几件衣服带过去。我就挑了几件宽松的衣服,托人带去。回来后,她埋怨我不会买衣服。我买的那几件,她送人了,嫌老气。其时,她身上穿一件连衣裙,湖水蓝的底子上,泛着白色的豌豆点,还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在腰后系了一个蝴蝶结。那时,我已结婚。我的同事说,你妈好年轻,穿那么飘逸的裙子,和你一道,真像姐妹!这话应该说给我妈听,我不太爱听,我似乎是怀了一点嫉妒吧。只有天下的妈妈想和女儿做姐妹,哪有女儿肯与妈妈在外貌上,被人看成姐妹?

我妈手巧,在我家从前住的那一条河堤上,她简直就是开在五月的石榴花。包粽子,别的女人都是包又粗又矮的江北粽子,锅里一煮,角上挤出白米粒来,总像个拾掇得不够清爽的邋遢女人。我妈包江南粽子,又细又尖,右手的小手指翘起来,绣花一样。煮过,还是绿莹莹的一个个,包得紧实。男人们夸我妈的粽子包得好,女人们端了糯米夹了粽叶来跟我妈学,但学不会,包出来的粽子总是蹩脚。

我妈是个不甘于平淡生活的人,她朋友多。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很快和人家混熟,谁都知道,我阿姨多,都是她的结拜姐妹,常来我家,和我妈聊到三更半夜。她还和她的姐妹们喝酒,可能是她脸上有两个不深不浅的酒窝,她能喝一点。也因为这一点,我妈在我们那河堤上,要常被古板的老婆婆们视为异类了。她没顾虑过这些。她的半辈子,似乎就是来颠覆我外婆那样暗淡平静生活的。

她这样出彩,而我,似乎是她的一处败笔了。有一天,她很甜蜜地跟我说:“有人夸我女儿漂亮,还说气质好……”我忽然一阵心酸,长了三四十年,她终于从别人口里,对我的长相有了一点认同。一直以来,关于长相,我觉得自己很是对不起她,我的额头、眼睛、鼻子、嘴巴、牙齿,以及脸型,都不及她的好,在她那里不曾通过。女不如娘,这也是无法可想的事,她大约也是失望得很,所以,如今忽然听到一声关于女儿长相的夸赞,自是欣喜异常。可能,女儿的俏,也就是娘的俏吧。

黄昏,我回娘家,她在门口逗孙子玩,旋起了呼啦圈。我很惊讶,旋得比我好,心底冒一句:瞧这老妖精!

深山坳里教书的母亲

□项丽敏

小时候多是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十八岁走上讲台,一直在偏僻的深山坳里教书。二十几户人家,零零散散分布在山头岭脚。一所旧祠堂隔成两间,小间做卧房,大间做教室。黑漆漆的没有天花板,因长年欠修漏雨,地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泥坑。校长是母亲,教师也只有母亲一人,十几个学生,分了几个年级。

在我的童年,很难看见母亲的笑脸。母亲是极严厉的,山里的孩子野惯了,对母亲却不敢有半点违拗。那时,不懂什么叫“生活的压力”,只是不明白,怎么我的母亲就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呢?母亲也有亲切的时候,冬夜里,将被子烘得暖暖的,我爬上床后,母亲替我将被条掖得严严的。她自己睡的极迟,改作业,备课,缝补衣服……我一觉醒来,昏黄的油灯仍然照她伏案的背影,闹钟在案头“嘀嗒,嘀嗒”丈量着夜的深寂。

每天放学后,母亲拿起锄头去种菜。我跟着拔草捉虫,有时还帮着抬粪。天黑下来,别人家屋顶温白的炊烟渐已散尽,母亲收了锄,回去做饭。

烧饭的锅台在教室拐角。下雨天,雨水从烟囱缝中注进饭锅。雨停了,阴潮的瓦上生出一种黑毛虫,当地人叫“瓦蛆”。饭煮开汤时,可不能揭开锅盖,热气一熏,“瓦蛆”就会下房,有时端了饭碗,在灶前吃着吃着,忽然就扒出一条黑毛虫来。

母亲晚饭烧的迟,等饭做好,把我从趴着的课桌上叫醒了吃饭。我迷糊着眼,一边往嘴里拨着饭粒,一边瞌睡,饭含在嘴里,又趴着睡着了。

下饭的菜很简单,简单得只有一个菜。分量倒是足够,堆堆一大碗,看不见油水。吃肉——那是逢年过节的盼头。也有例外,腊月初,村里早早杀猪的人家主妇晚饭时分跑过来,捣灭母亲刚点着的锅洞,拉我们去吃饭,母亲再三谢辞,主妇可就不高兴了,“老师可是看不起我家,嫌邋遢?”我在一旁虽不敢做声,心里可着急了,真怕主妇生气而去。母亲终于还是解下围裙,路上告诫我:可不许自己夹菜,碗里有什么吃什么。还没进主妇家的门,便闻着香了。我规规矩矩坐在一侧,小声吞着馋涎,眼睛偷偷瞄着油汪汪的红烧肉。

住在附近的几户人家,有了新鲜蔬菜下地,也总不忘摘下一把放在我家锅台上,有时,根本不知那菜是谁家送的。

周末,中午放学后,母亲将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肩头,我则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母亲身后。一路回家,翻过一座山岭,过一条河渡,然后,是左一弯右一弯荒僻的山路。

我喜欢初夏时节的山路,路上被树阴遮着。树丛间开满野花——蔷薇、金银花、栀子花……母亲偏爱栀子花,停下担子,掐一大把让我捧着。每一种鸟鸣的韵律,母亲都能用口哨逼真的模仿。母亲有着很好听的女中音,偶尔教学生们唱歌时才能听到。此时,母亲的心情难得轻松,我更是疯魔起来,尖着嗓子,快活地大声锐叫着。

不知不觉,“之”字形山路很快就到了岭顶。下到岭脚,踩着细软的沙石河滩,一条白苍苍的大河,缓缓地从远山流向远山。河畔丛生着芦苇,竹篷船泊在芦苇丛中。艄公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船上还有一个女孩,十四五岁的样子,是老人收养的孤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条粗长的麻花辫子,每当她弯腰时,辫子就会滑到胸前,女孩拾起辫梢轻巧巧往后一甩——辫子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又轻巧巧落在背上。

上了岸,母亲重又挑起沉甸甸的担子,我拖着酸胀的小腿,耷拉着倦怠的眼皮,真想一闭眼再睁开就到了家门口。

这样走走停停,到村口时,远远地见着我家矮矮的屋顶上,一缕淡蓝淡蓝的炊烟,那是我的小脚奶奶升起的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