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桥：跑起来的麦芒,让更大的历史看到他们

安徽省作协副主席、作家陈家桥的长篇小说《奔跑的麦芒》长达40万字,以一起山村命案为切口,撬动了四十多年来打工潮背景下几代人的命运沉浮。陈家桥说,他真正想写的是“我们所经历着的所有‘爱与不幸’的交织”。

技术和套路不再重要

“3起命案+1位侦探+8个主要嫌疑人”,《奔跑的麦芒》有着悬疑小说的外壳。故事讲述中年失意的四猫因父亲病重回乡,莫名卷入发小东生被害案件,成为关键嫌疑人。消失的刀具、跌落山间的摩托车、行踪诡异的背包客、各怀心事的证人,随着神探杜辉的深入调查,广城畈的平静表层层层龟裂,每个归乡者的伤痕暴露无遗。然而陈家桥无意仅仅讲一个推理故事。“和《一直向南方走去》不同的是,在《奔跑的麦芒》里,技术、故事套路不再那么重要,在一个案件的背后,我想讲的是几代人累积的一个巨大而壮烈的关于生存与尊严的沉默和追问。”

小说的书名来自一个让人心酸的细节。书中人物杨玉群是个割了直肠做了人造肛门的人,他请人吃炒麦果——那是过去农村麦子刚打下来、没来得及磨面去麸就炒着吃的东西,太粗粝了,吃完第二天解不下大便。他从麦果想到了麦芒:“那麦果外的尖刺,锋利,但伤不了人。它徒有这尖锐的刺,倔强,细小,长而摇晃,像极了随时都刻意地保持着警觉的乡民。”陈家桥说,农村没有人跑步,所有的力气都要用来劳动,都要用来喂养。“之所以叫奔跑的麦芒,是我想让他们动起来,光在麦秆上摇晃是不够的,太沉默了,我们要动一动。”他要让这些沉默的乡民在想象中奔跑、穿越,形成风与风景,“让更大的历史看到他们,让闳阔的世界也可以坍缩成故乡的一根麦芒样的寂静”。

个体值得被更细致地书写和铭记

这部小说写到了两个回乡的按摩女,写到了城乡夹缝中挣扎的打工者。陈家桥说:“在宏大的城市化和乡土叙事中,个体的情感与命运值得被更细致地书写和铭记。”案子与死人,只是一个线索。谁杀害了归乡打工者?“我想一定要追问,那是所有人,是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外在的‘历史的宇宙’。”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家桥深以为然——所有的人都是当事人,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拥有秘密,“除非它是民族本身”。

作为一个从先锋写作走出来的作家,陈家桥始终认为:“每个作家都是有野心的。我不光想讲一个现在的故事,还想让这个故事尽可能辐射其生存的每个历史阶段,触动它的历史脉络,通过几代人的命运更迭,在历史大脉络的缝隙里窥见个体的命运是怎样展开和时代命运交织的。”他说,电影和长篇小说是现代性的两大基石,“现代性需要维护,而不是被不断地拆解和碎片化,现代性需要一种整体性,需要它仍然能够被叙述,能够作为故事的一个内在的主线”。

他让人物们跑起来,于是这群“奔跑的麦芒”终于被看见——带着他们的尖刺、他们的沉默、他们漫长的爱与不幸。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在一片土地上,总有些东西会一直流淌,也许千年,也许永远。

梁小斌：也许最好的诗仍然没有完成

诗人梁小斌的新诗集,叫《又见群山如黛》。这位当年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如今正因眼疾面临着日渐朦胧的世界。但他不悲观,反倒觉得:“当视力模糊的时候,才能够把心灵所见提到我个人生活的日程上来。”

又见群山之心与到此为止之盐

梁小斌解释书名中的“又见”二字:古人见群山如黛,要开动双腿,饱览艰辛;当代人以旅游的方式见群山如黛,在我和青山之间多了一道绿色的栅栏——那是呵护游人的栅栏,却也让人们陷入从自我出发的小圈子里。如今他的眼睛看不清了,世界成了一个渐渐消失的轮廓,他反而开始认真思考什么叫“又见”。“除了视觉所见,还有一个心灵所见。至今我才逐渐体会到,心灵所见的群山如黛,对一个人来说大概是尤为重要。”

诗集里有一首他很喜欢的诗,叫《融化到此为止》。梁小斌说,这首诗的前提构思其实是“融化没有到此为止”。当一个倾斜的世界变得混沌,诗人常想着将自己融化在水天一色里,完全融化干净。但他体悟到,“融化到此为止”不是消解自然,而是一个活脱脱的生命追求。他用一个比喻来解释:饱和盐水里的盐,就在证明“到此为止”——盐不再融化,它显现自身。

另一首写海燕的诗也耐人寻味。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喊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梁小斌却在自序里写道:自己有意避开门洞里的雨帘而全神贯注地逃避,却被别人误读成了冲刺和迎接。他告诉记者:“当我们效仿英雄的海燕的行为,变成一种旷日持久的行动时,我们的行为就可能产生某些松懈。在我们日常表达中,有的时候把我们行为的松懈,当成了我们行动的坚持。”他停顿了一下,说:“每一个活着的诗人,时刻都要处在一个警示自己的心弦上。”

我是大隐于市的学徒

梁小斌把自己定位为“大隐于市的学徒”。他解释说,大隐隐于市不是固定在书架上的真理。“一个人每天早晨从家里出去,他的形象就在不断地转换:去超市是顾客,去银行是储户。大隐隐于市,就是隐于称呼的不断改变之中。”在不同的环境里怎样突出地展现一个人的面貌,这是他的追求。

我们做了一个游戏,让AI以《融化到此为止》为题写一首诗。梁小斌没有否定,他说写得好,但随即指出:语言的堆砌可以产生意外效果,但那不属于心灵的劳动成果。“我们在意外的效果里面也不可能长时间地逗留。”他提出诗歌分三种意境——逗留、驻扎、永驻。“我们的心灵,在诗歌的某一个片段里永远地驻扎下去。”

至于人为什么要读诗?梁小斌讲了一个故事:知青偷老乡的鸡,煮熟吃掉。他把自己演绎成那个偷鸡的人,写下“鸡的芬芳,正大步疾走”,像戴着红色羽冠的翩翩少年,骑着白马将被害的消息通知千家万户。老乡出来找鸡的时候,所有人睡着了。一阵风刮来,他一跃而起想挡住那个少年,但鸡的芬芳是挡不住的。他在心里说了一句话:“该放盐了。”梁小斌笑着说:“读诗是对一个人心灵的安慰,读诗有百利而无一害。”他说,也许自己最好的诗仍然没有完成,或者终究无法完成。但这不妨碍他继续写下去。毕竟,一个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正在用渐渐模糊的眼睛,打开另一个视角——心灵的视角。

马丽春：真实的包拯是个白面书生

包公到底长什么样?戏曲舞台上的黑脸,额头上的月牙,戏文里的三口铡刀——这些家喻户晓的符号,在作家马丽春的新书《包拯和他的时代》里,全部被推翻了。她告诉读者:真实的包拯是一位白面书生,29岁中进士后因侍奉父母十年不出仕,39岁才从小县令做起,官至枢密副使。而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都是后世艺术的创造,并非真实历史。

告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文本

从接受编辑约稿,到最终出版25万字的《大宋名臣包拯》和40万字的《包拯和他的时代》,马丽春在这条包公研究之路上深耕多年。她走访了包公出生地、包公祠,采访了《包公传》作者程如峰、包公36代后裔包训安,还参加了“我从包公家乡来”活动,前往广东肇庆、河南开封、河北沧州等地,与各地包公研究专家交流,实地察看了大量包公遗迹。“在文史写作中,充斥着大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文本,我是非常反感的。”马丽春直言,自己不轻易进入写作状态,所有准备工作做完再动笔。她的文本要求首先是可读性高,“甚至看一个开头你就喜欢我的书”,然后是满满的干货、准确的知识输出。“大背景大历史制度我自己先要搞懂,我这样写作的时候充满了自信,这样我才可以跳出来,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解读。”

包拯传世的资料不多,以奏折为主。但马丽春认为写作者的眼光要高远一点。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找同龄人,找同时代的人物,比自己大二十岁、小二十岁的都在视野之内。“写文史,一个天一个地要搞清楚。所谓天就是大时代的制度,那个地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消费出行生活方式。一个天一个地搞明白了以后,你再进去这个人物的小世界。”她创作的第一步,是把包拯的奏折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一遍,第一稿完全贴近史料,第二稿再和史料之间保持一定空间。她特别欣赏现在很多年轻作者的文史写作:“制度背景梳理得非常清晰,语言也非常有质感,用文学语言去写作,又充满了干货,故事的设计出彩,这些打通以后,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

写历史要有“问题意识”

在《包拯和他的时代》中,马丽春不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包拯,更描绘了杨亿、刘筠、文彦博、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北宋群星的璀璨风貌,以及他们与包拯之间鲜为人知的真实关系。这些历史人物在书中交相辉映,共同织就一幅北宋社会的斑斓画卷。

马丽春最看重的是“问题意识”。她坦言,在写作过程中,是问题意识在推动文本,贯穿全书始终:包拯的十年守孝,仅仅只是孝吗?合肥的包公祠为何在包公死后第四年才出现?欧阳修为何要弹劾包拯?包拯人生中的恩师是谁?他又如何报答这位恩师?“这本书如果说与别的包公书有什么不一样,问题意识推动这本书的写作,可能是最大的不一样”。

她始终坚持“大事不虚,小事可虚”的写作原则,在史实上用文学手法表达,既真实又好看,还要有大视野。“所有重大的事件是真实的,而在小事上、细节上就会用上文学写法。一本书要好看,要有满满的干货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要以史实做骨干撑起来,还要有文学的描写夹杂其中”。马丽春说,希望读者透过这本书,不仅能了解一个更立体的包拯,更能真切感知北宋的制度运作与社会百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位合肥先贤所根植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力量。

潘小平：以硬朗文风书写江淮大地

作家潘小平的报告文学《水调歌》,写的是一项跨越千年的大工程——引江济淮。从曹操当年开凿运河的雄心,到今天建设者的汗水,这条河流终于要贯通了。但潘小平最想让读者记住的,不是宏大的数字和技术指标,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那个嚎啕大哭的院长,那个爱咆哮的桥梁设计师,那些在工地上不肯留名的守夜老人。

那个大哭的院长和守夜老人,才是工程的灵魂

桥梁设计师杨善红,个子不大,脾气却大得出奇。只要工程质量出了问题,他当场就会大声咆哮,训得人抬不起头。工地上所有人都怕他,可所有人也都服他——因为他设计的桥漂亮、精准,经得起任何挑剔。如今成为网红打卡地的“水桥”,正是出自他之手。潘小平说,这样的人身上有一种执拗,正是这种执拗,撑起了一座座桥的质量和尊严。

在沿线的工地上,潘小平还经常遇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手上青筋暴露,脸上皱纹纵横,年轻人在工地上待不住,嫌漫长、嫌重复,但这些老人却能一天天撑下来。她问他们叫什么名字,老人摆摆手:“咱的名字有啥意义呢?”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在工地上走走停停,看见一颗螺丝,捡起来擦一擦,规规矩矩装好;这里整理一下,那里收拾一把。潘小平看得鼻酸:“这不是一份工作能解释的,是对工程的热爱。他们深切地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投身进去不后悔。”

潘小平的文字一向阔大、坚硬,不太像人们惯常印象中女性作家的笔触。她自己讲过一个趣事:年轻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叫《沙原一轮老太阳》,后来有读者见到她,大吃一惊:“潘老师是女的?居然才三十岁?我看你的文字,觉得你至少五十岁,而且一定是男性。”评论界将她的写作称为“超性别写作”,潘小平自己更愿意叫“无性别写作”。她说,这种硬朗的文风恰好适合引江济淮这样的宏大工程。《水调歌》虽然从一个个小切口进入——一个设计师、一个守夜老人、一次流泪——但整个编年体框架是从1800多年前曹操开凿运河开始的,在叙述那些关键时刻时,需要一种山川河流尽收眼底的气势。

一个作家必须有泪流满面的能力

不过,潘小平强调,比气势更重要的是情感。“一个作家必须有泪流满面的能力。你自己不感动,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无感的、无生命的。”她正是带着这种感动,写下了那些建设者们的沉默、咆哮、坚守和眼泪。

完成《水调歌》之后,潘小平想暂时告别报告文学,回归散文。她的下一个目标是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我从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寿县拍纪录片时就发愿,一定要写它。”寿县是楚国八百年最后的国都,坐落在江淮丘陵之上,长江文化和淮河文化在这里合流。为了写它,潘小平已经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准备用大散文的形式来呈现。她坦率地说:“报告文学太耗人了,一搞就是好几年,长期在外面跑。写散文对我而言,是休息。”

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要读《水调歌》,潘小平的回答直截了当:“去看看那个嚎啕大哭的院长,去看看那个爱咆哮的桥梁设计师,去看看工地上不肯留名的守夜老人,你会明白,什么叫‘大功德’。”她认为,作为一个书写者,有责任把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正如她在《水调歌》的后记中写下的那句话:“我不是对自己有信心,而是对这条河流有信心,在这片土地上,它会一直一直,日夜不息地流淌,也许千年,也许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