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场青春

□伍月

有些难为情,我的高中三年几乎是“混”过去的。上课看小说,下课打闹,不上晚自习翘课出去玩。直到高考那张卷子摆在面前,才猛然惊醒——原来敷衍过去的每一节课,都会变成卷子上空着的每一道题。

结果当然就是,什么学校都没考上。那个夏天,天空在我眼里是灰色的。

幸运的是,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表姐拉了我一把。她在皖南医学院读书,回来看我整天闷在家里不出门,硬拉着我出去散心,带我去她学校玩几天。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老家城市。那几天,像一道裂缝里透进来的光。

晚上,表姐带我去逛纬七路,那条街上全是好吃的,烤串、麻辣烫,挤满了学生,烟火气十足。我站在那条街上,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

原来大学是这样的。不是高中老师嘴里轻飘飘的“考上大学就好了”,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世界。那里有人成长,有人发光,有人认认真真过着二十岁。而我呢?我如果不改变,这辈子可能就跟这样的生活绝缘了。

我不要!回到家,跟父亲开了口,说想复读。

父亲没有生气,没有叹气。他沉默一小会儿,说:“你要读,那就读。”我没有选择留在原来的学校复读,去了教育氛围更好的邻县的复读班。

那一年的苦,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感受到。

早上五点,宿舍里有人窸窸窣窣起来了。没人赖床,大家约好了一样,安静地洗漱、收拾,各自抱着书去教室。走廊里很安静,只有轻轻的脚步声和翻书声。那种安静,比任何口号都有力量。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宿舍,生活老师会挨个查房、关灯。灯关了之后,还有人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微弱的光从被角漏出来,萤火虫一样。

我一开始不适应。在原来的学校懒散了三年,突然被扔进这群人中间,像一块生铁被丢进熔炉。可我慢慢懂了,孟母三迁的道理,不是换一个地方就能自动变好,而是换一个地方,你会不好意思不变好。身边所有人都在跑,你怎么好意思慢慢走?

那年,我把之前三年落下的东西,一点一点往回捡。累是真的累,可那种累里,有一种我从没体验过的踏实——你知道自己在往前走,你知道每一步都算数。一年后,我比第一年高考涨了65分。

只是基础太差,一年的努力还是没能完全补回来。离二本线,差3分。3分,看上去那么少,却像一堵墙,结结实实挡在面前。读还是不读?不读,一年的苦白吃了。读,学费贵得让人想打退堂鼓。

父亲又沉默了。然后,还是那句话:“你要读,那就读。”我转过头,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上了大学,毕业,找工作,过着普通的日子。但我知道,那一年复读,改变的不只是我的学历,更是我这个人。

从一个叛逆的黄毛丫头,变成一个会心疼父母、会为自己负责的人。父母到现在还常念叨:“那一年苦没白吃。”

高考已过去快二十年。那些熬夜背过的单词,做不完的数学题,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可那个凌晨五点的宿舍,那个手电筒下微弱的光,那条纬七路上热热闹闹的烟火气,还有父亲那句“你要读,那就读”,我一辈子不会忘。

那段路,那些人,那个拼过命的自己,是高考给我最宝贵的东西。那远远不止一场考试,那是一场青春。

古圩突围记

□聂宁

眺望2007年盛夏,闪耀在我脑海里的就是一片白花花的、喧腾的热。被烈日炙烤,教室内活像一口蒸笼。六盏吊扇吱呀转动,掉下来的风是暖的。一堂课下来,汗珠滴在《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上,晕开狼藉的湿痕。

“同学们,再坚持最后一段时间。心静自然凉……希望你们都能冲出重围,拥抱属于自己的青春梦想!”校长在誓师大会上鼓励我们。

这座“孤岛”般的校园,坐落于紫蓬山北麓,一所全日制寄宿制乡镇学校,四面环水,天然的“全封闭管理”。2004年8月底,我提着被褥、凉席、锅碗瓢盆奔赴而来。

学校坐落于皖中淮军古圩“周老圩”原址,四面环水,绿树掩映,依托圩河形成一道天然的水障。一座十余米长的水泥桥,横跨圩河,将校门与外头的乡道相连。宿舍外,食堂边,矗立着一株高壮的广玉兰,距今140多年。每至初夏,硕大的玉兰花像一盏盏白色的花灯闪耀在青枝碧叶间,淡淡幽香飘进宿舍。

同学来信,描述他们县城那所学校每个独特的老师,个个才华横溢。起初我也有点失落,但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像沈从文说的是个“乡巴佬”,爱憎哀乐都有独特的式样。我对城市有一点抵触和偏见:城市环境喧嚣吵闹,空气混着尘埃,最主要的是,城市人呢,可能骄纵冷漠……因此这所乡镇中学就算是我的好归宿了吧。

每一天都在为高考做准备。冬天的清晨,圩河的薄雾还没下去,一群学生已开始了背诵。夏天夜晚,晚自习结束后,仍有人点起蜡烛死磕数学题。课桌垒起厚厚试卷与教辅,周测、月考轮番而至。我的弦紧绷,只有一个念想:熬过三年,离开这里。

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周一早晨,语文老师急匆匆问我,上周末在县城参加的高中生作文大赛写的是什么内容。听后,她点点头满意地走了。一个月后的晚上,正埋头做题,她抱着一束鲜花来到讲台。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我接过全县高中作文大赛一等奖的证书和她特意买来的鲜花。我抱着这束花,坐了3小时的车回到家里。妈妈在干农活,她太累了,累到没有心情分享我的喜悦。

高二暑假,外婆让我去她家过阵子。我在池塘边洗菜的时候,外公说:“考大学有什么用呢!你看小大姐早就打工挣钱了。你父母那么累,要是两个都上大学,怎么撑下来呢!”我回去找我哥说,如果他考上大学,我就出去打工。可惜我哥那时爱玩,复读一年,也没考上。

我那时是个忧郁的小孩,像所有家庭条件不好的女生一样,敏感内耗,心理包袱远比学习负担沉重,这让我没办法聚精会神专注学习。高一时,甚至产生了躯体化反应,吃东西会吐,经常失眠。

我的同学康君以他独有的松弛感出现了。早晨人人都在早读,他却能安然大睡,口水流到我的课本上。夏日夜晚,他把捉来的癞蛤蟆锁在桌肚里。周五傍晚,他在班车里被挤成一张黑瘦的板鸭,却淘气地对我做鬼脸:“周日见。”周日,他带着小半只脆香的烤鸭递给我,戏言是从家里狗狗的嘴里夺回来的,用来给班长打牙祭。我还没吃完,他又拖出家里收获的枇杷、李子,分给大家。这个“闲散的懒汉”像是一位自在的生活哲人,教我学会放松。

这些人,这些事,是我最难以忘怀的。

高考那几天,我们从周老圩赶往县城考场。考场外是碧波悠悠的派河。和这几天一样,那时也是闷热无比,偶尔会有一场雨骤然落下,送来一点凉意。三年古圩里,流淌的汗水,静默的期许,落在一张张试卷上。

我走出四面环水的古圩,完成青春的突围。往后二十年,人生大小挫困总会时时遇到。年少的破局只是序章,“突围”不是一蹴而就的逃离,而是学着与生命的局限共处,在平凡里认真自修,恒久自渡。

高考回望录

□马丽春

有人说,1981年高考是史上难度最高、录取率最低的一次。这一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259万,录取人数28万,录取率为10.8%。

我那时在浙江永康一个乡村中学里上学。那所中学,曾经在1978年考上一个大学生。此后两年,我们那所乡中学的高考榜上,再无一位学生考上大学,直至1981年,我的成功出线,也算再度刷新纪录。

我们乡中学,算是一所老学校,学校里走马灯似的也来过一些名师,有从省城下放来的,也有地方上的精英,甚至还有民办教师。我初中时的英语老师,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留过洋,气宇轩昂,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他父亲是我们浙江大名人,秋瑾战友,曾做过1916年的省长。乡中学里一度也是藏龙卧虎,还培养出了地方上的一位知名作家。

但轮到高考训练,我们乡中学的老师们,恐怕都不擅长。考生们,也不是太努力。像我考试前还在看小说,对高考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只凭感觉在复习,也无诀窍,全凭临场发挥。

学校只一个高中班。高二时,实行文理分班。我当时报的是文科班,但最终被老师留在理科班。我高一同桌,只上一年便退了学,她父亲还是化学老师呢,居然也同意了。可见,当年高考这碗饭,不是谁都喜欢吃的。

我们的考点设在县二中。

之前我去过一次县城,坐我大哥的自行车上,摇摇晃晃去的。我们的县城很古老,老街巷子很可爱,永康江桥古朴而神奇,江流浩荡通往钱塘江……第二次去县城,是去考试。只记得我受好同学之邀,和她一起住在县二中教师宿舍里,她的远房姑姑热情地留我们吃住。每次考试,我差不多都是第一个出考场。高考结束时,我成了考场里的新闻人物,他们推测我,肯定会考上,否则,凭什么次次第一个出考场?

考物理时,我会做的全做对,不会做的,想破脑袋也做不出来,物理考试我也是第一个出考场,只考了73分。

数学120分,我上铺考了90多分,我只考82分。照样第一个出考场。

政治课那年也是一百分。我上铺讽刺我,“你那么会辩论,你应该考得很好”,她这个推理有没有道理呢?也无道理。我最不擅长的就是死记硬背,政治我只考60多分。

很多人那年没考上大学,就困在英语课上。我们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数理化分数很高,英语只考了十几分,但他参加高考时,已跟名医舅舅学了两年中医,所以他以高分考进中医学院,最终成就了他的名医之路。那年英语满分50分,我只得30分。

那年,有一门课我考得还算不错,语文考了84分。终于有一门课,考到全县理科第一名,语文老师那个激动啊,可想而知。

高考分数出来后,我先参加体检再填报志愿,不需要人指导,果断填了浙江中医学院。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分数所致。入学后才发现,进来学中医的,也有高分进来的,那都是当医生的天选之人。这些同学,日后果然成了顶流。

我采访过的嘉宾,曾任安徽大学副校长的程雁雷教授,她当时是县里第一名,徽州地区前十名,最后录取到安大。进了安大后,她发现自己的分数是全校第二名,比同宿舍一位同学足足高出50多分,妥妥的学霸。

兜兜转转若干年后,我弃医而文,在报社做副刊编辑。四十五年后回望那场高考,也无风雨也无晴。经历过,也都成了过往。

人生无法假设

□刘政屏

我的人生轨迹在1978年夏季的某一天,被确定或者说被改写。当时,手里拿着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中专录取通知书,记不清是税务还是财会中专。如果上了,3年以后便可进入相关机构,拥有干部身份,端上“铁饭碗”。一份是合肥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按照我的成绩,可以进入所谓好班,两年后参加高考,有可能进入大学,大学毕业后也是包分配。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很低,后来才知只有百分之四左右。

父母尤其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并没太多过问我的选择,他一向认为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大哥问我,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说我感觉自己小学初中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现在教学走上正轨,想上高中多学一点。大哥说,那你就上高中。

我进入四中,成为一名高中生。除了语文成绩好,数学也很上瘾,不但喜欢听老师讲,也喜欢做大量的作业。物理也不错,和老师在一起互动交流的氛围很好。到了高二,渐渐进入备考状态,各种油印试题和卷子多起来,父母也会给些钱让我买几本课外辅导书和试题集,我心里并没有太多的压力,总体状态不佳、偏科,导致好的能够得到保持,但差的就会愈发往下。

考试前,父母也会关心地问几句,但没有那种深入具体的了解。似乎有一位哥哥陪我去看了距离我家很远的考场,整个考试过程中,都是自己乘公交车加步行,没有觉得哪儿不对。

考试成绩公布那天,和同学约着一起去学校看榜单,红色大纸上写着考生的姓名、成绩,因为老师变动较大,四中那一届高考录取率极低。大多同学都落榜了,大家没有太失落。

那时的我,对于当时大量的不走高考独木桥,自学成才一类的宣传比较相信,同时深信一个作家必须从生活最底层做起,我的心思已不在上大学这件事上了。当时最热衷的写作是寓言,为此读了很多中外寓言作品。之后又痴迷上诗歌,最后算是在散文上扎了根。

至于工作,基本可以说是和图书打了一辈子交道,最终成为一个离不开图书的人。

后来,父亲被落实政策,负责了一个不小的文化团体,能够很容易地像别人那样为我搞一个名额,让我成为一名正式职工,但他感觉不能那样做,会被人骂的。他思前想后决定自己提前退休,把他的名额转给我。那时他才50多岁,我坚决不同意。在我看来,父亲好不容易有了正常的待遇和工作环境,应该尽量多干几年,而我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

几十年过去了,有时也会和家里那位闲聊这些事,她说如果我当年上了中专,以我的个性和特点,没准后来会做得不错,成为级别比较高的官员。她说不会的,你们家没有这样的人。的确,我们家族在很长时间里引以为傲的是没有一个人因为犯事被关进去。

那位又假设,如果我父亲当年能够找到关系,或者想办法凑到钱,让我读了正规大学而不是后来的函授,我或许会有更扎实的专业基础,更多的学术成就,更好的人生状态。她总是为我惋惜。

每逢这个时候,我都会笑,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即便是可以重新活一回,也一定还会有各种遗憾和懊悔。

人生不可能重来,人生无法假设,多年之后回头再看,高考不过只是人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那一刻的各种结果都不过是一个开始,至于各自之后的人生轨迹,还真不好说。有些事,到了一定时候就基本清楚了。有些事,不到最后的时刻,所有的结论都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