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红丽几年前,有一篇文章,写到居所前后草丛中油蛉叫声吵得人无法入眠,用了“车马喧喧”形容小虫子们层出不穷的吵闹。收到样刊后,编辑改为“车马喧嚣”。我在微博略略表达了一点失望之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教授留言说,可以这样改,两个词无差别。作为一名起码通晓两国语言的大学老师,竟然看不出“车马喧喧”与“车马喧嚣”之间的微妙?这样的文学审美,简直零分。这位教授平素也涉足翻译一些文学类作品,仅此对于语言的迟钝,译出的作品,难免平庸。另一次,也是拿到某杂志样刊,通篇读下来,几欲暴跳如雷。五六千文章,改动十余处。文章排版前,该编辑便频频电话来,甚至连一句“穿堂风来来回回”也要被她指谬一番,说是字典里没有这样的例句之类的解释。我耐着性子启发她,这样的写法是一种拟人。一直活在自己茧房中的她浑然不懂,继续非议……颇为无奈的我,直想撤稿。无奈,狠狠心道,你随便改吧。这样的文学编辑,真不合格,除了四年大学课程,平素怕也不读书。可哀。另一次,在外地。与一位杂志主编共餐之际,随便聊了点关于“文体”的事情……末了,主编先生笑眯眯道:有些小说作者,根本连语言关还没过掉,也跟着一起轻视散文……国内有个现象方兴未艾,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同声共气轻视散文,大力推举小说。过多的小说作者,着重“讲故事”,作品中无从“语言”。什么是语言?“言”与“意”之间的张力。以当代举例,迟子建、林白、吕新、毕飞宇、李佩甫、叶弥、魏微、王祥夫……他们的小说,遍布“语言”,处处弥漫诗性。最极端的例子,陈春成《竹峰寺》里的语言碎钻一般熠熠生辉,甚或压住了情节的风头——在《竹峰寺》面前,情节仿佛不再重要。近日,有一部长篇颇受评论界青睐,频频出现于媒体榜单。去资料室借书,正好新进一本入库,蹲书架前,读几行,进入不了。过一阵,再去借书,那部长篇仍在,虚心抽出,继续读,依然进入不了。有一阵,翻这位青年才俊的中短篇小说集,也是进入不了。普通读者的要求大约低得多,读小说,想必读故事?但,从事创作的人可能出于惯性,优秀小说并非故事汇,语言还是第一要义。有时外出,宴会前夕,为了纾解彼此陌生感,试着请教左右近邻一二:二十世纪以来,欣赏过国内哪些作家?这些评论家们、小说家们、大学教授们,自会“列阵”一串。若是不曾听闻鲁迅、张爱玲、萧红、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的名字,瞬间失去继续聊天兴趣。但凡听见这些星辰中的几颗,像是触动水龙头开关,我将继续汩汩哗哗下去……《呼兰河传》简直风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不见雕琢;鲁迅又是另一番气象,淡冷交迭,热烈的火山下遍布坚冰,极好继承着古文言的张力,读他书信、日记,如读魏碑;汪曾祺早年小说语言颇多文艺腔。到了晚年,突然涅槃,归于从容简淡。1946年的《鸡鸭名家》,却是例外的好,可作为早期名篇……合伙创作的命题作文《沙家浜》,但凡是他执笔的段落,好得出挑……有一年,我们橙周刊出刊期适逢二月十四日,正好做一期情诗专辑。有一位诗人朋友热心撰稿之余,额外帮忙约来另一位翻译家翻译的一组勃莱。看完这组冒着热气的译诗,极为失望。不仅未刊用,甚至吐槽朋友,这样的译笔太差了。朋友耿耿于怀,甚久。事后想,我这人何等愚极,即便刊发出来,谁又能看得出高下?去年,读新翻过来的村上春树一部随笔,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帮译者修改病句。一本书译完,何以不能从头至尾通读一遍?我交一部十余万字书稿之前,起码要修改两三遍的啊。即使一篇千字文完成后,也要一遍遍轻声念出声,不通之处,极易发现。希梅内斯的《小银与我》,市面上存在四五个译本,对照着读,译笔高下自现,可以从中学习到一点东西。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为孩子们教授文学鉴赏课,会第一时间买两本不同版本的《银茶匙》,一个译本为黄了湛,另一译本则是台湾一位留学日本的学者的。让孩子们在对比中阅读,慢慢懂得——什么是好的语言。池莉一本随笔中,谈及女儿大学毕业前夕译过一本美国童话,其中有一首勃朗宁夫人的情诗,译笔精湛。我将这首诗与名家译作逐句对比,不得不惊叹,她女儿对于语言的敏感,确乎天生天长。这女孩的大学专业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平素并未受过文学的专业训练,但,与生俱来有着对于语言的极高审美。日本诗人中勘助的自传体小说《银茶匙》的中文译者黄了湛,他的专业是国际贸易,但,一样有着对于语言极高的审美度。一次,与《小说月报》韩新枝主编闲聊,聊到鼎鼎大名的贾平凹,我说他的散文成就在小说之上,一样基于语言的判断。他后期的城市题材小说语感,根本没有找到,涩,隔,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