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才知道臭椿还有个模样相似的姊妹,叫香椿。臭椿和香椿,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金姬和银姬,一对孪生姐妹,因为生活在朝鲜半岛的一南一北,命运截然不同。树因为气味迥然,也有了命运的况味。香椿的香主要关乎人类的味觉,是实用主义的香,香椿刚发芽,叶子还稚嫩到无力伸展,很多枝丫,就夭折在人们手里、满足了人的口腹之欲了。

这样看来,臭椿好像用“臭”保护了自己。

那棵粗大的臭椿立在我家小院中间,在我幼时,陪了我很多年。

它第一时间带来季节的信号,西北灰蒙蒙的长冬过去,到四月末,它洒下一地小米粒的黄绿花,那种浓郁的特别的“臭”味就是小碎花散发出来的,这时房檐上父亲压在大花盆里的白葡萄枝还没有丝毫醒过来的迹象。漫长的夏秋,臭椿一身浓绿,阳光照过它的枝叶,洒下一地光斑。我和姐姐跳皮筋,老是缺一个人,就让臭椿在那一边抻着。有一年,臭椿要压到屋檐上了,父亲搭着梯子,锯下过于茁壮的枝叶,好让屋子里进来些阳光。冬天,叶子落尽,臭椿枝条上剩的是一簇簇由金红变成枯黄的豆荚,它们簇拥成一团一团,到下一年开春时还结实地挂在树上。包着种子的豆荚,学名叫翅果。豆荚像长了翅膀,可以带着种子到处飞,所以,我家后墙外水沟边的坡地上,歪歪斜斜站着的多是臭椿。翅果落下来的样子很好看,竖着身子,轻飘飘、一扭一扭的。

大风刮起来,臭椿枝条翻飞,带着风给的力气,看起来有些怕。父母在工厂上夜班,风雨天的夜晚我不敢独自回家,大院的孩子说,你家院里树上住着鬼,绿头发绿牙齿,大风一刮就把它刮醒了。端的是,远远望去,它的粗枝大叶,乖张地上下俯仰,哪里有一点儿平日的文静。

人总是陪不过树,后来作为家的屋子,在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雨中,后墙坍塌。屋子破了,我们被迫搬到了别处。

此后,那个臭椿下的小院和小院里的家,常进到我的梦里来。给我们喝羊奶的母羊还是拴在树上,端午节前一天母亲下了夜班做的一大盆红枣糯米粘糕还是晾在树下。不过,我小时候梦境里反复出现的从臭椿上屋檐上跳到我家院里集会的白衫人再没来过梦里。说是因为人大了,阳气盛了的缘故。

那个梦反复出现,以至于我仿佛在一旁亲眼目睹过一般。那些白衫人飞上飞下,围着椿树,在我家小院集会,看上去像在商议什么。我给大人们讲这个梦,他们总不信,有时又怀疑是那棵臭椿成了精。我们搬离那个小院后的几年,听人说,重新翻盖房屋时,地下挖出一个洞,洞里藏着一个偏洞,偏洞里有个亡人,穿着白衫,白衫外面又用白布裹着。

其实那棵臭椿不一定很茁壮高大,只是因为我年幼。就说我的小学,下课时,我一溜烟儿从二楼扶梯滑到一楼,伸开两只胳膊,感觉像鸟儿一样轻快地飞了好久。多年后,我路过小学,进去一看,楼房低矮得像佝偻的老人,扶梯短促到根本没法儿滑行。

一棵和你生活久了的树,怎么能把它忘掉?你想在纸上画出记忆中那个简陋的家,那个伸着屋檐的土坯屋子,玻璃窗户大睁着眼睛。画纸上,树一定站在屋外,枝叶挠着窗户。如果坐在屋里的炕上,抬眼到窗外,第一眼看到的还是那棵树。冬天,它像睡着了,很安静,但稍大些的风吹过,那些簇拥的豆荚就发出干燥的推搡声——沙沙沙沙——今天还能听见。

另一棵树,还是臭椿,长在大院里。大院畅快,没有拘囿,那棵臭椿应该比我家小院那棵蓬勃高大很多。到现在我还记得围着这棵树排列过去的各家各户:兰兰家、玲玲家、莲娃家、菊梅家、大红小红家、长生家……那时,不知为何,大人们在树干上绑了一根长长的铁棍,我们攀着铁棍蹿上蹿下,把它蹭得滑亮,慢慢地,它几乎长成了树的一部分。一般都是晚饭后,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蹿铁棍。两手紧抓铁棍,双脚抵着树,几乎横躺着,飞快地蹿到树杈上,很多孩子也喜欢蹿铁棍,但都没我快。我热爱那种感觉,那一刻,我仿佛一个实实在在能够上天入地的女英雄,没了日常的羞怯,其实,那是蛰伏的另一个我。

臭椿在大院洒下一地绿碎花时,树下面像铺了一张毛茸茸的毯子。大人们嫌烦它,咯吱咯吱,踩坏它们也不心疼。可过于静美的东西,我总舍不得破坏。就像大雪后的清晨,一地厚墩墩新鲜的白雪,怎么都不知道把第一脚伸到哪里。所以,如果你听说,有人还没踩到雪,就好端端地被雪绊倒了,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臭椿的学名叫“樗”。我很爱这个字,看见这个字,立刻觉出它挺拔入云的样子。（习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