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是重新苏醒的北方土地上最早埋下种子的农作物。妈妈说:“你就是起土豆时出生的。天那个热啊,太阳整天烤晒着我们的西厢房,你满身痱子,没日没夜地哭……”哦,我就是土豆田的孩子呀。

我出生于通往盛夏的农历五月,酷热、饥饿、嚎啕涨红了我的小脸。在乡下,出生一个孩子,无非多结了一个土豆。农耕时代,的确需要古铜色脊背的青壮男子充当四梁八柱,支起低矮的祖屋;需要更大的力气、更多的汗水与阳光、风雨交融、化合,奉送给家人四时果蔬与食粮。是那时的土地在选择性别,绝非单纯的传统与陋习。

我们像满地乱滚的土豆,随意丢几把种子,在刚刚解冻的土层里吞冰咽寒,瑟瑟发抖,如单衣试酒的蛮汉,长出来还是长不出来,长大点儿还是小点儿,光滑着小脸还是青春痘起伏如丘陵,随你!妈妈把收获土豆叫作“起”土豆。一个“起”字,听不出丝毫喜悦,倒能听出词语背面的匆忙与自然,速战速决。可以想象,妈妈迅疾而轻快地拍打着双手,曲肘挎起硕大的柳条筐,大步迈向风中的院门——终于又干完了一个活儿。

妈妈倾斜着柳条筐,土豆滚滚而出。西屋坑坑包包的泥土地面与同样凸凹不平的土豆,保持着各自的棱角,却相安无事。于是,大大小小、丑俊各异的土豆,像乡下人家的第二种主食,与东屋居住的人们分享着祖屋的两间正房。谁家都不缺少,却也没人待见。是的!我们几乎是在大人的疏忽中长大的——我们那一代人,都是!我们憨厚,皮实,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多像土豆,与什么荤素菜品混合、搭配都可以,既能基本保持原味,又不会抢了谁的风头。

那时,爸爸在乡政府上班,也许十天八天才回家一趟。妈妈有无数的农活儿缠住双手:近处园子里的茄子、辣椒,远处自留地里的高粱、玉米,更远处的水稻田、窑洞,一次次需要填满的十几口人的饭碗,还要对付此起彼伏的鸡鸭猪鹅。零敲碎打的时光妈妈还要摇辘汲井水、坝埝沟坎处拾柴……我们皴裂的小手,能牵到妈妈衣襟的时候约等于无。我们根本不知道安徒生童话、珠脑速算、钢琴和卡西欧手表,更不会小宇宙嗖嗖旋转,满脸忧患地追问:我到底是从垃圾箱捡来的,还是手机话费充值充来的?那时压根没有垃圾箱,更没有手机。

能玩的几乎没有纯粹的儿童游戏,如果不能从简单的农活儿中找到乐趣,那就是自己讨苦吃。我五六岁时就随着大孩子去更远的荒野挖野菜,回来喂猪——说是大孩子,其实只不过比我年长一二;再就是捡土地里遗落的小土豆。当生产队的大土豆收完,在更深处挖、抠出来的零落的小土豆就可以归个人了。每找出一个小土豆都令我兴奋,对我而言,那无疑是一坨闪光的金子,被大孩子追撵、索要的“欺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1976年发生了大地震,余震不断,防范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为了安全起见,爸爸借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和姐姐回乡下暂避——那是我两岁从祖屋出发奔向城市之后仅有的两次回归之一。离开多年,玩伴早已生疏,况且他们同样被家长控制着,所有人只能以家庭为单位在小范围内活动,而且万万不能在屋里过夜。白天,我们只能在院子里疯跑,招招鸡鸭,斗斗猪狗,还要不停重复日课:我们玩着玩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二姑或奶奶就会高喊:“地震了!”我们需要参照实战的速度冲出家门或院门,直跑到口干舌燥、胸口发热方才收住脚步。

传言地震的风声越来越紧,后来爷爷干脆在菜园子里支起了稻草房。说是稻草房,其实就是爷爷在准备越冬烧柴的高高的稻草垛上小心地掏了个洞,勉强容得下泰迪熊似的我们爬进爬出。而我怀中紧紧搂着四四方方的铝皮饭盒,是那些惊恐、寒冷的暗夜中最大的安慰——铝皮饭盒中,有奶奶给我们煮好的十几个小土豆,每个只有拇指与食指指尖相抵围起的圆圈那么大。虽然它们自身的温热早已被滴水成冰的凛冽冬寒吸尽,真正与牙齿相遇时它们已成为正宗的冰坨。但是,在那饥寒交迫与恐惧不安交织的艰难时刻,它们已然被小小的我们赋予了物质兼具精神的全新意义。每每想起成语“唇齿相依”,在我这里,已不仅表达唇与齿相依为命的意思了,还指涉我们与土豆的依存关系。

多年以后,在熙攘的闹市中,当我看到新开张的饭店时,竟然像被看不见的魔法师定住了一般。我在人潮中愣怔着,任由凌空纷飞的撒花花瓣飘落在我的头发上、脸上、衣襟上。那家饭店木刻的牌匾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小土豆。而高大门脸中进进出出的人们,瞬间为我复活了童年与乡土的种种生动画面。身着玫红、靓蓝碎花上衣,头戴格子方巾的女孩们是不是曾经的玩伴?恍惚中,我独自穿越,竟自泪光盈盈……

（宋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