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成为读者时

□邓安庆

经过后门口时,父亲坐在那里看书。阳光远远地落在菜园的藤架上,风徐徐吹来。我问父亲看什么书,父亲羞赧地笑笑:“不是你写的书?”我瞥了一眼书封,是我从北京带回的《荒野侦探》,波拉尼奥写的,“我的书还在写呢。”父亲摩挲书封半晌,才站起来递给我,“那我不看了,我只看你写的。”正好也路过的母亲,见此在一旁笑道:“你认得几个字?给你看你也看不懂。”父亲瞪大眼睛回:“我儿写的,我就看得懂!”

父亲认得一些字,不过让他看完一篇文章,还是非常吃力的,但他很好奇我究竟写了一些什么。有时候我在二楼的房间里敲字,他会悄悄地走进来,笑眯眯地凑近:“写得顺利么?”我说:“顺利。”一边回他,一边继续打字。他默默地站在我旁边,连呼吸都不敢加重,生怕打扰我。可是他站在那里,我多少还是会别扭,便抬眼看他一眼,他立马感应到了,“你慢慢写。”说着,他转身,一搓一搓地往门口走。此时我又有些内疚,叫了一声他,他回头挥挥手:“你写你的。饭熟了,我叫你。”

他总爱叫我“儿哎”。我坐在他房间看电视,他指着电视柜旁边的矿泉水,像是献上宝贝似的,“儿哎,你喝!那水比自来水好喝。”家里天热,他把风扇扭过来对着我吹,“儿哎,屋里是不是好热?”他开车去镇上买来了排骨、牛肉、笋子等一堆菜,“儿哎,排骨炖汤,几好喝哩。”他目光总忍不住放在我身上,而我总忍不住躲开。我怕我承受不住那目光。

他看我时,眼睛里总有欢喜。一欢喜,他总忍不住跟别人说。我总嘱咐父亲不要太过张扬。比如说,不要拿着我的书特意跟别人说这是他儿子写的,他也不要说儿子在哪里做过讲座发表过文章,一切都要低调。父亲委屈地说:“我哪里说了嘛。”我笑笑,没有继续说他。其实现在我去村里超市买东西,老板娘说:“哎哟,作家回了啊!”路过菜园,垸里的伯伯从地里站起来,“文学家回了,你爸还念你嘞!”每回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有些发窘,也知道肯定是父亲跟他们老提起我。还有打牌时,他总忍不住说:“我儿写书写我写得几多。”有人笑:“是写你爱打牌吧!”他脸红红:“你瞎扯!写我好事儿。”

说来惭愧,我的确写过父亲爱打牌,写过父亲很多糗事,还写过他脆弱的、狼狈的、伤心的、困窘的种种。我总忍不住写他。他从我小时候高高大大的,到现在变得矮矮缩缩的;从原来的健步如飞,到现在走路要小心地一探一探;从跟人说话神采飞扬,到现在人家说十句他才反应过来一句……他老了,而我的文字记录下了他慢慢老去的过程。

我现在回家的次数比过去那些年多了很多,每逢放假我尽量都会赶回来。父亲,还有母亲,已经往老年迈进了。那些肉眼可见的衰老迹象,在我看来,总是触目惊心的。回到家,就坐在那里,陪着他们吹吹风说说话,一天悠长,日光渐渐地熄灭,星星一颗一颗地在深蓝的天幕上亮起。我没有读书,没有写作,什么也不做,就陪在他们旁边。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多了,所以我很珍惜。

吃晚饭时,父亲问我:“新书明年能出来么?”我说:“应该可以。”他又问:“到时候会做活动么?”我说:“要看出版社安排。”父亲点点头:“你要好好写,要对得起读你书的人。”我说晓得。父亲说:“你要珍惜大家对你的喜欢。”我又说晓得。父亲最后嘱咐了一句:“莫写我坏话!”我噗嗤一声笑了,父亲也笑:“儿哎,我是你爸!你要晓得。”

一生苦乐所在

□米丽宏

俗话说,地里的草、家里的猫,都有九条命,耐死。草,好像永远锄不尽,因此夏日锄禾,好像是永恒的一项活计。

锄草,最宜响晴天。阳光越狂暴,锄禾人身上越是熬煎,心里头越是高兴。盼的就是这有劲道的阳光,它会帮人收拾这烦人的野草。

父亲是个优秀的锄者,出色的庄稼把式。生产队时,割麦收秋,薅苗锄禾,他是“打头儿”的角色。每每地头一站,镰刀锄头一上手,他的身份地位刹那提升。他成了元帅,他要身先士卒,做出表率。他的位置永远在最显眼的地方:人们正中间的那一垄,那一垄的第一个。那么多双眼睛注视下,他悠悠喊一声“开镰喽——”或者“间苗儿喽——”之后,割下第一镰,耪下第一锄。这是起点,也是360度无死角审视下的完美开始,是禁得起打量、挑剔的标本。以他为首,两翼紧随,一个箭形梯队,缓缓行进在黄绿色田地里。

那是父亲作为一个农民最辉煌、最快乐的记忆了。

父亲做“打头儿”,一直到生产队解散。后来,跟在父亲身后的,只有我们一家人了。有时,我一边近乎瘫软地拉着锄头,一边偷眼看他:他的动作有板有眼,抑扬顿挫,不知疲倦,身体里仿佛装着一台永动机。豫剧《朝阳沟》里唱:“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心不慌来手也不要猛”……他就有那种沉静入戏的状态。他轻轻把锄头送出去,锄尖儿落地,银亮的锋口吃进土里;他顺势一拉,腾起一阵轻微尘烟,杂毛乱草纷纷扑地。锄头过处,像被剃过的头,土层松软,一棵棵苗儿袅袅而立。

他双脚一前一后,踩在锄过的垄里,浮土松软得没住鞋帮。父亲向我做示范:锄头吃土最少一寸厚,这样,草也死了,墒也保了。

对于我,锄禾是一种高强度体力消耗,重复机械的动作,枯燥得难以忍受。锄不了几垄,腰酸,胳膊疼,手掌起了泡。烈日越来越暴躁,人几乎处于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抵眼球,辣得睁不开眼。一时,渴来了,饿也来了,又累,又晒,又晕……我在地中央埋怨,甚至撂下锄头踅入地头的荫凉。父亲开始讲故事。我现在感觉,他与其说是以故事来贿赂我们干活儿,还不如说是为调节锄禾的气氛。每讲故事,他有个开场白:“说故事,道故事,北边来个傻小子。捡了十八个蛋,孵了十九只鸡……”我一听,用衣襟“胡噜”一下脸上的汗,磨磨蹭蹭过来了。

父亲讲三侠五义,也讲南征北战,还讲村里人去北河叉王八……有一次,他讲1971年去沙河建朱庄水库,搞夜战,一直干到凌晨两点,挑担运沙,大脑已酣酣入睡,两腿还在前行,好像是靠着脚趾自动找路面。踩到水沟里时,一声大叫,彻底醒来……那时,为了跟上父亲的速度,我不敢放松,因为一放松就会漏掉故事情节。

临近正午,太阳愈加猛烈。父亲让我们去树荫下歇凉,由他来完成最后几垄。我在荫凉里看着他,他那被阳光照得明亮而萎靡的脸,弯成一张弓的腰,裤脚处滴滴答答的汗水,那背上凝出的一圈圈白渍盐粉。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让父亲脱离这种煎熬的生活。

多少年后,我曾几次试图将他从土地上迁走,让他跟我在县城里过那种悠闲自得的老年生活;可是,每次都失败了。他像一棵被无情拔离土地的庄稼,萎靡失落,时不时叹息,说自己活着没了乐儿。“地头吸支烟,炕头喝盅酒,锄地回来歇个晌”,那样的日子,才是最大的享受。

终于明白,对于父亲而言,锄禾耕稼,不是熬煎,不是苦楚,而是事业,是一生苦乐所在,是天正地正的本分,是他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

父爱没有保鲜期

□聂难

父亲离开两年了。每当推开老屋吱呀作响的木门,墙角那把锈迹斑斑的锄头、窗台上蒙尘的搪瓷杯,都还残留着他的气息。时光带走了他的体温,却冲不淡记忆里那些浸润着父爱的瞬间,原来父爱从来没有保鲜期,它像深埋地下的老酒,愈久弥香。

儿时的夏天总带着蝉鸣的燥热。我在晒谷场疯跑时摔破膝盖,鲜血混着泥土糊了半条腿。正在田里劳作的父亲闻讯赶来,草帽歪斜地扣在头上,裤腿还沾着泥浆。他粗糙的手掌小心翼翼地托着我的伤处,往家走的路上,将我稳稳背在背上,自己的后背被日头晒得通红。回到家,他用井水沾湿毛巾,一下又一下地擦拭伤口,每擦一下都轻轻吹气,仿佛这样就能带走我的疼痛。那时我以为,父亲的关怀就像屋檐下的阴凉,只要待在他身边,就能躲开所有风雨。

上高中时,我要到70多公里外的县城读书。开学那天清晨,父亲扛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走在前面为我开路。从村里到镇上的路坑坑洼洼,他走走停停,不时回头确认我的脚步。到了镇上搭班车,他把皱巴巴的学费塞进我手心,反复叮嘱:“想吃啥就买,别饿着。”车发动时,我透过车窗看见他站在原地,身影越来越小,却固执地挥着手,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每个月回家,父亲总会提前算好时间。若是赶上周日返校,凌晨四点,厨房里就会亮起昏黄的灯光。我揉着惺忪睡眼,看见他蹲在灶台前生火,火苗映照着他布满皱纹的脸。锅里咕嘟咕嘟煮着腊肉面,那是我最爱吃的。他把热腾腾的面端到我面前,自己却只啃着冷硬的馒头,说:“我不爱吃这些,你多吃点。”可我知道,那是他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

高考前那段日子,我压力大到整夜失眠。父亲察觉到我的异样,虽不识字,无法像其他家长那样写鼓励的话语,却用最质朴的行动支持我。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步行两个多小时,到镇上买回我最爱吃的豆腐脑。等我起床时,碗里的豆腐脑还冒着热气。他坐在一旁,粗糙的手指局促地摩挲着衣角,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轻声说:“尽力就好。”有次我半夜醒来,看见他坐在堂屋门槛上,借着月光编竹筐,说要给我装书本用。竹篾划破了他的手,他却浑然不觉,只想着能为我多做些什么。

两年前的国庆假期,城里处处张灯结彩,而我却接到噩耗。匆匆赶回家时,老屋门口的玉米还挂在秆上,金黄的穗子在风中摇晃。父亲躺在堂屋竹榻上,形容枯槁,床边放着我给他买的新外套,一次都没穿过。我握住他冰冷的手,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曾为我遮风挡雨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如今,每当走过父亲生前常去的老井台,看见乡亲们在那里洗衣聊天,我总会驻足良久,仿佛还能看见父亲挑着水桶,冲我咧嘴微笑。清明扫墓时,我带着父亲爱吃的红烧肉,摆在他的坟前。山风掠过坟头青草,恍惚间,又听见他在耳边说:“别太累,照顾好自己。”

父爱没有保鲜期,即使父亲已不在人世,他的爱依然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它是凌晨灶台上的一碗热面,是步行两小时带回的豆腐脑,是粗糙手掌编织的竹筐。这份爱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面对生活的底气。我知道,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父亲的爱都不会消逝,它将永远陪伴着我,在岁月的长河中,温暖而坚定地闪耀。

“阿姨”成了“老头子”

□陈卫华

前几天,接到我爸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我爸的开场白就是:“三子,我跟你说一件事情。”这几年来有好几次,这个开场白的后面接着的都是他遇到难题时向我的求助。他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但我已经习惯了。我猜想,他这个开场,也许是因为作为父亲竟然要向儿子求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才特意将求助打扮成了告知?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多想了。

这次他打电话来是因为,他想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万年历,查看节气之类的一些信息,结果在操作过程中,需要填手机号。他填了手机号后,有人打电话给他要验证码。听到这里,我内心已断定他遇到了诈骗,但想到他一个农村老头,能被骗的钱也不多,我也没紧张。结果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他说,给了验证码后,他收到一个短信,说他订阅了某个服务,每个月要扣30块钱话费。

对于我爸这样,夏夜不热得受不了都不舍得开空调的人,一个月扣30块钱,那是天大的事。他急得不得了,先是跑到邻村去找到我的小姑父、一个比他年轻几岁的农村老头。小姑父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把他带到了牌友们正在酣战的牌场,寻求群众智慧,还是没人提出解决方案。两人决定,第二天由小姑父陪我爸一起,到县城的中国移动营业厅去取消该项订阅。

可能是心里还是没有底,他才打了我电话。我告诉他,不要着急,先打110报警,把整个过程叙述一遍,警方见识过的各种诈骗类型太多了,他们的指导肯定更加专业。

过了20分钟,我又接到电话,我爸说,他报警后,警察让他打10086,他打了之后,对方直接帮他取消了订阅,他已收到短信了。我叮嘱他,以后凡是验证码,一定不能告诉别人,他感慨:以后再也不敢下这些东西了。

当时我正跟一个同学在一起,同学好奇问我:你爸多大了,还会用智能手机?我说虚岁80了。他说他爸80多了,在家一直用的都是老年机。

确实,我也佩服过我爸。一次回老家,看他在手机上看新闻,想到他无人教就能掌握智能手机的基本使用,觉得还挺厉害的。我赞叹了几句,我妈在旁边补充说,村里有红白喜事喝酒,拧开的酒瓶盖可以扫码领红包,年轻点的都是把瓶盖给我爸扫。年轻点的会扫,但需要尊老。被尊老的群体中,也就只有我爸会扫码领红包。

我爸能用老年手机,离不开他的终身学习理念。当然,他是自发的。他是小学毕业的水平,在同辈人中算是文化人,当上了村里会计,直到后来生产队解散。

农闲时,他喜欢看书,能找到什么就看什么。有时候,还拿我们的练习本或几张空白的纸,编一些顺口溜。前几年,我回家,他还送了一张纸给我,上面是他总结的一些做人道理,其中一句是“心口常守防出错,假痴不癫是智人”。还有一次回家,他送我一张纸,上面是他工整抄录的五脏六腑养生口诀。每次我都是郑重地接过来,但一回城,那张纸就不知被我放哪儿去了。好在我拍了照片,估计在我的百度网盘里都能找到。

我们村的家谱已经流失,前几年他又凭着记忆以及询问同龄人,制出一份简易家谱,虽然从他那辈算起,只上溯了三四代,但也引得不少人来我家参观,追根溯源。

小时有一件事一直困扰我,就是对父亲的称呼。我们那边对父亲的称呼有好几种,我家里是喊阿姨(音)。小学时,我已知道,阿姨是指跟妈妈同辈的其他女性,心里嘀咕,我怎么能喊父亲“阿姨”呢?再后来学了木兰诗,诗中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我猜阿姨应是阿爷的方言转音。

我同村的孩子中,有的喊父亲dada(第一个字阴平声,第二个字阳平声),估计是大大的转音。有的喊父亲老姨,应该是老爷的转音,因为他父亲在兄弟辈中最小。当然也有喊爸爸的,但我怀疑可能是伯伯的转音,因为他父亲在兄弟辈中是老大。

我的手机里,我爸的微信号我备注为“老头子”。汉语中常常一词多义,老头子在我们那边,既可指老年男性,也可指父亲,用起来贴近又亲切。当然,当面对话的时候,我还是规规矩矩叫一声“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