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已有传言。但消息传来，杨振宁先生走了。大师陨落，备极哀荣。

杨振宁曾经说，自己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克服了中国人不如人的想法。

但历史的评价，往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当喧嚣散去，斯人远去，人们才知道那是什么。

01/

幻灭

1954年秋天，杨振宁和盖尔曼去芝加哥看望住院的费米。当他们走向门口时，身后的费米说：“我将物理学交给了你们。”

三周之后，费米逝世。

同年，杨振宁和搭档米尔斯发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丁肇中说：20世纪物理学三大里程碑，相对论（爱因斯坦）、量子力学（狄拉克）和规范场（杨振宁）。

1999年杨振宁与米尔斯于石溪

杨振宁在1944年考取庚款留美，他在“斯图尔特将军号”运兵船最下层空气闷热、味道刺鼻的甲板舱里跨越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与大西洋，来到美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费米”。

站在中国人的视角，是美国人在1945年在广岛、长崎丢下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而费米是主持造世界第一个原子堆（原子反应器）的人。

传说第一枚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试爆的时候，费米手握碎纸片，在震波传到营地时松手，根据纸张散布的距离推算出爆炸能量，结果惊人的准确，天才如斯。

杨振宁去美国，原本是想做实验物理，因为“总是要回国的”。但命运开了个大玩笑，杨竟然不擅长做实验。

他的动手能力简直蹩脚。实验室的管子漏气，他花两个钟头束手无策，同学阿诺德两分钟就可以找到漏气点。实验室流传一句话：

"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

（“哪里有杨，哪里有爆炸！”）

杨振宁

1947年，他给老友黄昆写信，称"Disillusioned"（幻想破灭）。实验物理梦碎，理论物理也困顿无力。那年他给自己找了四个题目，每个都花几星期努力，皆一无所获。只有第四个写成短文一篇。

导师特勒（美国氢弹之父）就告诉杨振宁，不必坚持写实验物理论文，就用理论物理论文作毕业论文。

回想起来，这真是物理学的幸运。

02/

合肥

穿过一个世纪的杨振宁，几经风云，人生多面。没有人天生就是巨匠，是命运在推动他。

1922年，安庆中学数学老师杨武之为长子取名“宁”，安庆旧名怀宁。第二年，他就赴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留学。

那年，孙中山第一次北伐，合肥陷入军阀混战。杨振宁常跟家人“跑反”，去乡下和医院躲避战乱。战祸如此逼近，3岁杨振宁在“跑反”后回到合肥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看到子弹洞”。

他5岁念《龙文鞭影》。杨父1928年回国第一次见杨振宁，问他念过什么书？杨振宁就把那本包含自然知识和历史典故的文言启蒙读物背得滚瓜烂熟，但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杨武之很高兴，送给他一支自来水笔。

他6岁随父亲去厦门，再入北京清华园，在那里结识一生挚友邓稼先，邓是杨安徽老乡，也是杨振宁人生参照。两人互称“杨大头”和“老憨”。“杨大头”时常为个头矮小的“老憨”出头，警告别人不要欺负他。

邓稼先和杨振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令清华园已放不下书桌。12岁的杨振宁回到合肥北油坊巷，入庐阳中学读高二（宅子位于李鸿章故居陈列馆东北角约50米处，距明教寺和逍遥津都不远）；

结果，10月底日机空袭合肥加剧。庐州中学迁往皖西和三河镇。杨振宁往返镇东张家祠堂续读，每天都穿过“一人巷”；

两个月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南京距离合肥直线距离仅有150公里，杨振宁只有再度内迁。

这一次，他从桃溪经过安徽六安、宿松和湖北黄梅，到达汉口，再经汉口坐火车至广州，再从香港搭船至越南海防，取道越南河内，沿红河北上，经老街至中国云南河口，再搭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时，已是1938年2月，全程5000公里。

这一年，惨烈无比的武汉会战打响，‌家乡合肥则沦陷于5月14日。

‌时代洪流前，每个人都渺小如蝼蚁。

但人也由时代塑造。没想到杨振宁抵达昆明时，恰逢教育部新政，学生可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16岁只读过高二的杨振宁在两万考生中考出总分第二，进入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奇迹”，而杨振宁是这一“奇迹”的受益者，他被看作“天才”，左右逢源。他的大一物理老师是赵忠尧；吴有训大二教他电磁学；周培源教他力学；张文裕大三教他原子核物理；就连他的国文老师都是朱自清、罗长佩和王力。

杨振宁

杨振宁常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吴大猷引领他走上对称原理研究，王竹溪则给他统计力学启蒙。

这正是他后来走向世界，出类拔萃的两大领域。

03/

归来

弗里曼·戴森曾将杨振宁比作鸟，“他高高地飞翔在诸多小问题构成的热带雨林之上”。这精准捕捉了杨振宁的独特地位——他是一只手可以数出来的那种可以重新绘制物理学“地图”的真正大师。

下一句则扎心，“我们则在这些小问题里耗尽了一生的时光”。

杨振宁

以杨振宁的复杂经历、领悟力和穿透力，他在1957年拿下诺贝尔奖之后，不可能不问：什么才是贯穿一百年、两百年的大问题。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挚友为此隐姓埋名数十载。

两年后，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位物理学大师后来这样描述他1966年的新发现：中国土地上有了惊人的发展，现代科学终于在中国“本土化”了：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训练出来了，复杂的研究与发展架构被建设起来了，巨大的科技成果完成了。

这对他的震动可能不啻于“宇称不守恒”。

五年后，杨振宁回到中国。那是他自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国，也是中美关系中断多年后回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

行程中的一站是合肥。晚上，杨振宁在稻香楼宾馆的房间墙上，看到毛泽东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几天后，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顶楼举行欢迎杨振宁的宴会上，他充满感情的向周培源、吴有训、竺可桢念了这句诗。

在他准备离开北京的最后时刻，邓稼先告知他：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早期得到苏联极少援助之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杨振宁掩面而泣。

在他回国的前一年，中国科大迁往合肥，对家乡影响之深远令他始料未及。在杨振宁儿时记忆里，他在合肥6年，差不多只看到过两辆汽车，“而公共汽车因为城门太小，开不进城内”。

而在他回国的后一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巨大的坚冰开始消弭。

04/

圆

历史的评价，往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

上世纪90年代，杨振宁在中国科大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时提出了他的命题：

“我们来看看20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世纪是中国以极高的速度从零开始达到一个把近代科技本土化了的局面。这样一个发展是在一个什么情形之下出现的呢？是经过两次大革命；经过了无数的内战；经过了日本的侵略；经过了种种的困难；经济的困难；外交的困难；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可是，这一切的一切，为什么都并没有阻挡中国20世纪科技的蓬勃发展？”

他给出结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科技发展需要“四必要条件”：一是聪明的年轻人；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三是决心；四是经济条件。

“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21世纪将四者具备，所以我绝对乐观。”

七八十年代，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丁肇中等科学家几乎每年访华，与政府高层和科学界广泛接触，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了科研秩序的迅速恢复以及科技体制的不断改革。杨振宁曾建言加强发展性研究、优化人才使用、扩大科学家自主权等，都逐步收到实效。

潘建伟回忆，杨振宁高度重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的前景影响了他在量子领域的学术选择。两个人在2005年的第一次见面就谈了整整一上午，“他（杨振宁）鼓励我尽早回国”。

潘建伟和杨振宁

被时代巨轮碾压的个体，终于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齿轮。

他长于中国的长夜，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漫步，抵达认知的尽头，又在中国新世纪的曙光中，展开厚重绵长的生命。

他2004年在清华演讲时说要“超越人间是有限的”这个大限，正切题中之意。书生轻议，草芥猖狂，何足挂齿。他将战乱、迁徙、冷战抛在身后，一路向前。那天，朝阳初升，生命墨新。

大时代从未困住杨振宁。杨振宁说，因为他的身体里循环着中华文化的血液。

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奖，父亲杨武之在日内瓦和他见面，给他和杜致礼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在西南联大的困顿中，他和张守廉、黄昆常常在茶馆里激烈辩论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贡献的一个微妙的学术概念。那一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关了电灯上床以后，辩论仍未停止。

“最后，他们三个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来，继续争论谁是谁非。”

在中华文化中，圆才是无限的，而这个圆的起点，就在合肥。

在合肥四古巷的院子里，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教4岁的杨振宁方块字，一年时间认识3000个。在那个老院子里，杨母还花费精力把左撇子的杨振宁改成用右手吃饭和写字，但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用左手。弟弟杨振平认为，哥哥以后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与此有关。

十个月大的杨振宁与父母合影

父亲杨武之则从小就让雷海宗的学生丁则良教杨振宁念《孟子》。杨振宁念两个暑假，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

杨振宁后来说，孟子比微积分管用，“三十岁后做人处事全靠孟子”。

他还有一句话，“从我个人来讲，我是合肥土生土长的，我今天还会讲很土的合肥话。”离开，归来，杨振宁仍是一个合肥人。

（安徽商报 元新闻记者 梁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