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珍贵的勋章
□ 吕波
这个“五一”,我们瑞福瑞裁判组大家庭兵分两路,奔赴不同赛场。而我,作为一名大二学生,有幸站在了苏州“第十三届小将冠军挑战赛”的绿茵场上。这里,只有烈日、草地和奔跑的身影。这几天,我用汗水与坚守,在助理裁判员和第四官员的岗位上,读懂了“劳动最光荣”的深刻内涵。

清晨的苏州,空气中弥漫着初夏特有的燥热。作为助理裁判员,我的工作从比赛开始前半小时就已启动。检查边旗是否牢固、与主裁判确认沟通手势、检查角球区……每一细节不容忽视。当第一场比赛的哨声响起,我的“长征”也随之开始。沿着边线,我需要时刻与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保持平行,紧紧锁定皮球与球员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下午三四点,是一天中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刺得我双眼难以睁开。我们裁判着装规定不允许戴帽子,没有任何遮挡。更难受的是,强烈的日照和高温让我佩戴的隐形眼镜迅速干涩,每一次眨眼都伴随着钻心刺痛,仿佛眼里进了沙子。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眶,混合着干涩的泪水,视线一度变得模糊。但我不能抬手去擦,更不能因为这点生理上的不适就放慢奔跑的脚步。手中的边旗始终高举,那是规则的延伸,也是我作为裁判的尊严。身边的队友在烈日下同样挥汗如雨,没人抱怨。我们知道,场边那些小球员眼神里藏着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我们的每一次精准跑位,都是对他们梦想最好的尊重。
作为助理裁判,我是主裁判的“眼睛”和“耳朵”。比赛中最考验默契与职责的时刻,往往发生在一瞬间。记得有一场比赛,进攻方发起猛烈攻势,足球已经快速推进到中场,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场的攻防转换上。然而,我的余光瞥见后场一名小队员突然痛苦倒地。那一刻,职业的本能压倒了比赛的节奏。我拼尽全力向着主裁判的方向大声呼喊:“裁判!裁判!后面有人倒地!”声音穿透场边的嘈杂,主裁判闻声立刻鸣哨中止了比赛。
当我们冲到倒地小队员身边,确认他是因为抽筋而痛苦时,我的心才放了下来。看着孩子红着眼眶说“谢谢裁判姐姐”时,我突然意识到,劳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完成流程,更在于对他人的关怀与守护。
作为第四官员时,场边的条件同样简陋。没有电子记分牌,每一次进球,都要快速精准地在手机软件中记录哪名球员进的球。每一次换人,我都要反复核对球员号码,并快速翻动手中的换人牌,确保万无一失。
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每一次精准的越位判罚。当进攻方传球的一刹那,我必须在大脑中瞬间完成空间位置的构建,判断接球者是否越位。有一次,双方禁区前沿混战,我果断举旗示意越位。虽然场边有教练投来质疑的目光,但我坚信自己的判断。那高高举起的旗帜,就像是在坚守规则的底线;每一次果断的挥舞,都是对公平竞赛精神的捍卫。
这个“五一”,我没有躺在宿舍刷剧,而是在绿茵场上用脚步丈量责任。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深知,劳动不分贵贱,也不分场所。在烈日下奔跑,在风中大喊,在简陋的场边记录,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汇聚成了我青春最宝贵的记忆。
当夕阳西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离开赛场,看着小球员们意犹未尽的笑脸,听着家长们说“有你们在,比赛特别安心”,那种油然而生的满足感,是任何娱乐都无法替代的。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名足球裁判,在这个劳动节里收获的最珍贵的勋章。
闲不住的母亲
□ 刘尚辉
五月一日上午完成一些“公事”后,我到快餐店吃了一份午餐。家里正在装修,午休没有了去处,于是驱车回了碧山老家。
坐在灶前的母亲看见我,很是惊讶,问我回家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只见母亲手压膝盖,缓缓起身,嘴里“责备”着,又说没有准备什么菜。我解释说,已在县城吃过中餐。
母亲蹒跚地端着切好的辣椒倒入锅中,又将打散的鸭蛋一并倒入,她准备做一份辣椒炒鸭蛋。我开玩笑说:“您今天伙食不错呀!”很快,鸭蛋炒辣椒出锅了,看着红绿辣椒,伴着金黄色的鸭蛋液,确实令人“垂涎”。我手捏了一块“鸭蛋饼”往嘴里送,确实美味。母亲高兴地说:“喜欢就多吃点。”又说,她一朋友最近身体不适,老是腰酸背痛,最近她给这位朋友捏了背脊,朋友感觉好多了,于是送了几十个鸭蛋给她。她舍不得吃,过了好些日子,鸭蛋变坏了,今天丢了好几个。她手指垃圾篓里的蛋壳,脸上堆满可惜的神情。我劝她不必过于勤俭,想吃什么我们可以送回来。但她却说,你们最近用钱的地方多,不必为她操心。
母亲体贴子女,不愿意打扰我们的生活,虽然过了“古稀”之年,但也很少麻烦我们。平日里,我们虽居一起,可是见面的时候却不多,她每天五点起床就回碧山老家去“照顾”那几畦菜地,傍晚回来的时候,与我们照个面就独自回房休息了。母亲经常说,她把身体锻炼好了,就是她能为这个家做的最大贡献。
母亲的菜地在老屋旁,四周是她亲手扎的“竹篱笆”。那是母亲守了大半辈子的天地,地里虽没什么名贵的菜蔬,但一年四季随时看到的都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样子,其间裹着徽州人最踏实的烟火气。
我午睡一会儿,醒来准备返程,看到母亲正“深一脚,浅一脚”从菜地里返回老屋,两只手里拎着刚采摘的大蒜、芥菜,她坚持让我带上,说我们买的菜没有她种的有营养。拗不过她,把菜放到车上,她看起来很开心。许是她的“劳动”成果是需要我们做儿女的认可吧。
返程时,我穿过老家附近的一片“百亩桑园”,发现路边很多桑树枝都被折断了,仔细看看,像是被刀“撩”过。桑树枝很长,如果没有被折断,我的车子肯定会被刮得不成样子。突然想起,母亲在我午睡前问我何时回去,又问我是从小路回还是大路回?因为小路离宏村近,我说从小路回,“哦,是这样呀,那我得先去把桑树枝修剪一下。”她喃喃有声,我也没听懂她的话。过了那片桑园时,我才突然明白过来,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母亲是“闲不住”的。她这辈子做过很多工作,当过农民,做过工人。在母亲身上,你不难发现徽州女人的勤劳与坚韧,质朴与温婉。
节假日就是工作日
□ 蒋楠楠
“请大家在影厅外稍作等候,上一场的散场还没结束,10号厅马上就能进场。”2026年5月2日下午三点,合肥政务区万达影城大厅里人头攒动。杨东站在影城大厅,一手举着签到二维码的纸质牌,一手不断瞄着腕上的手表。面对陆续赶到的近百名影迷,他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杨东说,哪里有节假日,哪里就是我的工作日。

今年是杨东成立“万有影力”观影团的第三年。作为合肥本地最活跃的观影团组织者之一,这个五一假期,他的日程表排得密密麻麻:5月1日组织《10间敢死队》超前点映专场,5月2日是潮汕方言温情片《给阿嬷的情书》主题观影,5月3日还有《寒战1994》IMAX团包场——三天连轴转,一场接一场。“别人过节,我们过关。”杨东一边核对签到名单,一边对记者说。
“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比去年低了不止一点。”他的手机记事本上写得满满当当:4月26日到5月4日前后,共计组织五场不同影片的观影活动,覆盖《10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门牙》等多部新片。“一场活动的成本不算高,但前期沟通特别耗人。”杨东说,“比如《给阿嬷的情书》,我之前看了,确实非常好。影院方一开始给的排片时间不太理想——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那档,很多影迷起得来吗?后来我跟经理磨了好几天,才把场次换到了下午。你信我,这片子的评分不会低。”
每场观影活动的背后,是一整套繁琐的流程:对接片方确认放映素材、招募影迷与审核报名、统计到场人数、设计映后互动环节、整理影评反馈。杨东坦言,组织一场观影团活动,前后至少要花一周到十天的时间。五一档几部片子同时推进,团队成员基本都在连轴转。
《给阿嬷的情书》放映结束,杨东客串主持了一下映后交流。“这场片子全部用潮汕方言,大家听得还习惯吗?”他轻松地抛出一个话题,“这个片子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它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很多外地游子的共同心声。其实很多观众不知道,《给阿嬷的情书》90%以上的情节都有真实原型,导演蓝鸿春在拍摄前写了8万字的田野笔记。”他向现场近百名影迷分享着幕后的细节,现场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和掌声。
“很多人以为我们就是组织团购票、凑个人头数和上座率,其实完全不是。”杨东在活动结束后对记者说,“好的观影团提供的是体验——把真正热爱电影、有着相似审美偏好的人聚拢在一起,在专业的引导下获得更深层的观影感受。”他回忆起前阵子组织的一场《翠湖》观影活动,一位观众突然讲起自己跟片中主角很相似的情感经历,整个影厅几百人一起为她鼓掌。“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温度的。”
杨东介绍,现在“万有影力”观影团的社群规模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展到了近三千人,涵盖了合肥的主要城区。成员年龄从高中生到退休老人都有,但主体还是25岁到35岁之间的上班族。影厅的人群渐渐散去,杨东和团队开始清点物资、整理签到数据。工作人员小姑娘凑过来吐槽说,五一这几天团队每天的步数都在两万以上——比跑了一场马拉松还累。
杨东坦言,五年下来,不光是春节、五一、国庆这种大型档期,就算平常的小长假他的休息时间也往往错位。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家人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在一次亲子场活动中被现场的氛围打动,开始理解他为什么愿意这样连轴转。
“我儿子特别喜欢和我一起参加观影团的场次——当然不是工作陪绑,他是真的喜欢电影和那些周边物料。他是哈利·波特的铁粉。”杨东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他曾经在小学生写作文里写,‘我爸爸是一个把好电影递给别人的人’。后来老师给这段打了波浪号,他回家得意了好几天。”杨东收拾好纸笔和话筒,去办公室向影城经理表达了感谢。
“每一部好片子都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而我只是帮助搭建桥梁的那个普通人。又忙完了一年的五一档,这感觉,还挺踏实的。”电梯里,杨东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明天《寒战1994》IMAX场次的搭档送来了流程确认。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电影院相连的地下通道里。
大龙的咖啡屋
□ 张建玲
有很多好友是在我微信里看着大龙一点点长大的。2015年,大龙十岁,为了热爱的足球,离开家去千里之外的广州足校读书。那年九月送他进校园,想到他将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心里五味杂陈。离别时,他笑着和我们说再见,转身走进宿舍楼,连头都没回。倒是我们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满是不舍。第二年,我和老公为了圆心中的田园梦,从城市辞职,移居到徽州西溪南,把买来准备度假用的房子装修、改造,变成民宿,从此在这里安家。
刚来西溪南,古村落还很安静,溪水绕村,枫杨林遮天蔽日。我们自己设计花园,种菜种花,做手工,一点一点把民宿打扮成理想中的模样。最初我们只是想着换个环境生活,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我们因民宿结识了天南海北甚至世界各地的客人。微信里的好友从最初的三百人,到如今的八千多人。大部分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回,慢慢成了我们的朋友,有些甚至像家人一样。我们遇到困难时,是他们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姐姐因医院误诊,病重垂危,也是朋友圈里众多好友一起想办法、找医生,硬是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些年发生的许多事,让我深深觉得:善意是会流动的。我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大龙——用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善待身边的每一个生命,这个世界终会温柔待你。
目前大龙依然是南通支云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俱乐部去年从中超降为中甲,成绩起起伏伏。客观来说,中国足球市场前景不太乐观。大龙自己也慢慢看清楚,与其把大量时间、精力和未来押注在一条越来越窄的路上,不如让足球回归最初的样子——成为他的兴趣和爱好。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也支持他探索更多可能。
两年前,我们在西溪南古村落开了一间茶饮空间,取名“竹境茶庭”。大龙第一次来店里就表现出浓厚兴趣。外出比赛时,他会在不同城市寻找当地有特色的咖啡馆和茶饮店,坐下来慢慢体验,回来就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分享。去年,他和俱乐部教练商量好,有重大比赛需要他时,再回去参赛,平时就留在西溪南专心经营竹境茶庭。老公说,既然他想做,我们就尽量放手,让他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他走过一些弯路——比如有一阵盲目追新品,忽略了经典产品的品质,老客人委婉地提了意见。他回去反思了好几天,又重新调整了菜单。能反省、能改正,这才是成长。

大龙接手竹境茶庭一年后,营业额增长到了原来的三倍多。现在已经可以放手,让他再开一家更好的店了。于是,在庐江,茶屿咖啡诞生了。
从选址开始,大龙全身心投入。装修设计时,他反复和设计师磨了十几稿;店里的设备,是他一台台对比参数选出来的;桌椅用具,是他经过反复对比、整体考虑后决定购置的;产品配方,更是他自己一杯杯调试出来的。开业前那个晚上,他一直忙到凌晨两点,我让他早点休息,他说:“不行,设备、材料没有调试好,我睡不着。”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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