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丁和那些融化了的夜晚

□王小王

小时候,玩伴们总喜欢搞一些秘密基地。在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四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我们在邻居家种天麻的沙地旁用砖块搭了一个小房子,大约一米高,房顶就用一个玩伴从家里偷来的塑料膜挡住。每到夜晚,我们总钻进这个秘密基地,坐在地上,从兜里掏出自己带的零食,分享给大家吃。

我父亲也是个馋嘴的人,他以前在供销社上班,专门给别人发粮食。听他说,他那时候的工作很轻松,每天上班有吃不完的零食,也是因为养成了习惯,他总喜欢给我买零食吃。到了夏天,父亲会去大院门口的冰棍批发店搬上一箱雪糕,他每次都想选绿色心情,我总是要换成小布丁。在秘密基地聚会时,我就会带上小布丁,一人一根。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带来了一罐老干妈酱,那味道真不错,我们便把酱抹在雪糕上,甜味和辣味混合,那感觉非同一般。

印象中,每到夏天的夜晚,我们几个小伙伴便会相聚在秘密基地,商量今天晚上该去哪玩。有时候他们带我去钓鱼、摸螃蟹,有时候带我去附近的山上探险、偷挖红薯。我胆子很小,不敢下水,也不敢抓螃蟹,他们便让我在旁边看着。抓到螃蟹后,我们在河边生火把它烤了,但是我也不敢吃。

玩到很晚,父亲就到处喊我,我听到了以后就装作没听到,继续跟朋友玩。但总是要回家的,回家少不了一顿打,打完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有人喊你时,你要答应。

后来因为学业,我离开了老家,听说有个哥们中考考得不错,去了市里上学,还有两个哥们大学都没考上,但现在混得也不错。跟我玩得最好的那个,他家是开宾馆的,叫三多宾馆,他的名字也很好记,叫宋三多。他出生的时候,《士兵突击》还没拍,我至今也想不通他爸咋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宋三多人很聪明,但有些不务正业,可能是他爸管得太严,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宋三多有两个姐姐,对他都很不错,那时候我感觉他家很有钱,因为他总是带我去黑网吧上网,去游戏厅玩游戏机。我没钱,基本都是他掏钱。

有一次我在网吧,看到他爸来找他,当我的面没打他,听说回去后打得挺惨。后来每一次他爸找不到他,就来我家找我,原因是他说是我带他去的网吧。再后来他爸对我意见越来越大,因为三多总是偷偷跑去网吧打游戏,好像每次他都说是我带的,他爸便不让他跟我玩了。以前我做完作业,便来到三多宾馆楼下,大声喊他的名字,他家一共三楼,他听见后便跑下来让我别喊了,偷偷带我进他的房间,不敢让他爸知道。

上大学以后,我很少回到老家,偶然路过几次,总会看向那座宾馆。不记得哪一年,宾馆的门头也消失了。我停下车,顺着记忆的方向走上了楼,这一次我大声喊他名字,但没人回应。我顺着记忆上楼,走到他房间门口,敲了两下门,门没开。

下楼的时候遇到了三多的母亲,她还记得我。她跟我说三多现在也在合肥上班,我问她要了手机号码,加了微信后约了他见面,但再也没见过。我想,下次见面,我也只请他吃个一块钱的小布丁,谁让我喊他时他不答应。

雪糕棍

□龚润泽

在我小时候,雪糕的意义,是吃完最后一口之后,才真正开始。那根扁平的、边缘被唾液浸得发白的木棍,是舍不得扔的。我们会把它洗净、晾干,小心翼翼地收在铅笔盒里。它们是我们童年建筑学的基本砖石,比任何课本里的公式都更贴近我对世界的理解——关于结构,关于平衡。

夏日午后,几个小伙伴蹲在树下的阴凉里,把攒了许久的雪糕棍像宝贝一样摊开。男孩子喜欢用它搭枪:三根平行的做枪管,再用几根横着固定,一把“驳壳枪”就有了粗犷的轮廓。那年的暑假,为了一把能发射橡皮筋的“连发枪”,拆了又搭,搭了又拆,整整磨了三个午后。当最后一根橡皮筋真的弹射出去,打在对面砖墙上发出清脆的“啪”的一声时,那种成就感无与伦比。我们举着各自的“武器”在胡同里追逐,嘴里发出“嗒嗒嗒”的声响。

还有一种玩法是把雪糕棍一头削尖做成飞镖,比赛谁扎在土里更深。树根下永远留着我们制造的密密麻麻的小坑,像某种秘密的文字。

那时的我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能把一切废弃物变成玩具。空烟盒折成纸牌,瓶盖砸扁了当棋子。世界在我们眼里不是“买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贫穷没有让我们匮乏,反而让我们拥有了另一种富足——那种用想象力填补空白的本能。

前不久,我在超市的冷柜前停下。冰柜里躺着形态各异的雪糕,包装精美得像礼物。我随手买了一支,撕开塑料纸,咬了一口——甜得精准,奶味浓郁。吃完后,手里剩下一根圆润的塑料柄,光滑、无毒、可回收,上面还印着可爱的卡通图案。我站在垃圾桶前,犹豫了一秒,然后松开了手指。塑料柄落进去,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某种记忆画下的句号。

我想起超市的玩具柜,里面卖着各种精密复杂的拼搭玩具,乐高积木堆满了一整面墙。孩子们不再需要攒雪糕棍了。他们想要什么,父母可以从货架上直接买来完整的、彩色的、带图纸的套装。他们搭城堡,搭宇宙飞船,每一种都比我们当年的“宫殿”宏伟得多。只是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也像我们那样,在搭的过程中屏住呼吸,在最后一块积木落定的时刻,觉得自己是创世的神。

如今,那些粗糙的、边缘发白的、带着夏天味道的小木棍,散落在故乡老屋的某个角落里,或者早已被当成废品清理掉了。但它们曾经搭过的那些枪、房子,却在我心里搭起了一座看不见的宫殿。

我走出超市,晚风里有烧烤的香气,和二十多年前胡同里的蝉声隔着漫长的岁月遥遥相望。棍子还在,各种材质、各种颜色、各种功能的棍子都还在。只是没有人再蹲在墙根下,用一下午的时间,屏住呼吸,去搭一个不那么现实的梦了。

消失的铃声

□龚润泽

不知你们听没听过那铃声。不是学校里上课下课的电铃,也不是自行车上清脆的转铃,那是一串挂在车把手上、被一只粗糙的手掌拨响的铜铃。“叮铃——叮铃铃——”,声音穿过盛夏黏稠的、被蝉鸣填满的空气,像一把钝钝的刀子,把午后的困倦划开一道口子。

那是一辆有些年头的二八大杠,后座上永远盖着一层厚厚的、露出棉絮的棉被,打开后便冒出腾腾白气,里面是用塑料杯装着的冰棒。在我小时候,雪糕是雪糕,冰棒是冰棒,这是两种玩意儿。

雪糕是什么?应该是奶油做的,尝起来绵绵的,口感有些细腻,吃完一个雪糕还有点顶饿,肚子饱饱的。冰棒呢?应该是或圆或方的、透明的,长度约十二三厘米的,类似现在的老冰棍。做法是在相应的模具中加入糖水,再冻制而成。那年头,我们很少能吃到雪糕,大部分都是冰棒。

二八大杠后面驮着的,也都是冰棒。这些生意人在家中用白糖水倒入模具,放在冰箱里冻好后再带出来售卖,利润率很高,因为买冰棒并不会给你模具。小时候,我在姑姑家吃过这种自制的冰棒,记忆中那是夏天最美好的味道。

小学时,我还跟父亲住在乡下,暑假才会去县城的大姑家,那应该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冰箱这种新鲜玩意。后来我上了初中,在大姑家借宿。那时候总觉得姑父很抠门,夏天不给开空调,开电视声音要调到很小,晚上在家能不开灯就不开灯,掉在地上的饭菜要捡起来吃掉,碗里不准剩一粒米。后来我还因为这些事跟我姑父吵过架,我认为他偏心,对自家的孙女更好。后来长大了,也想明白了,那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怎么可能真能做到一视同仁。

来到县城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骑着自行车卖冰棒的了。用现在的话说,消费升级了。热了渴了就去小超市买雪糕,像什么绿色心情、小布丁,也学会了看品牌,例如伊利的小布丁就比其他品牌的更好吃。但到了夏天,姑父还是会自己在家做冰棒,只是他渐渐也想出了更多的花样——用西瓜汁、橙汁做冰棒,那时候我还是觉得姑父抠门,买个雪糕能要多少钱?

在姑父家住了一年多,我便走了。父亲在县城买了二手房,常年不在家的他找了一个阿姨给我陪读,那阿姨也是我后妈。再后来,我再也没吃过姑父做的冰棒。

去年年底,姑父走了,病根落在前年夏天。天气太热,他一个人在家舍不得开空调、风扇,躺在瓷砖上睡觉。天气太热,没想到诱发了脑梗。从那以后经常住院,说话、行动也不太利索。再想吃他的冰棒,也吃不到了。

现在的我在合肥工作,各类商超的冰柜中摆满造型精致的雪糕,它们被装在印着复杂成分表的包装袋里,健康、低卡、毫无负担。可我总怀念那辆铃声远去的自行车,和那团掀开棉被时升腾起的、毫无道理的冷雾。朦朦胧胧间,我看到雾里姑父的笑脸。当我跟他顶嘴时,我大姑举起扫把要打我,他拦了下来,说小孩子不懂事,哪会过日子。我那时候不懂,还向我父亲告状,结果他从外地赶回来,把我狠狠揍了一顿。现在我还是感谢父亲,不然我这辈子都很难懂这些过日子的道理。

被允许的甜

□龙三水

小时候,吃雪糕从来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它是一项需要申请的特权,门槛之高,不亚于一场小型战役的筹备。首先要看天气——太冷了不行,母亲会说“太凉了,要拉肚子的”;太热了也不行,她会皱起眉头,“火气太大,回头该咳嗽了。”这个“火气”是什么,我至今没搞明白。其次要看表现——作业写完了吗?上次单元测验考了多少分?只有把所有条件像通关文牒一样齐刷刷摆在母亲面前,她才极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枚汗津津的硬币。

两角钱,在十几年前能买一支最普通的白糖冰棍。钱递过来的时候,母亲总要附带一句:“慢点吃,别把衣服弄脏了,别吃太快头疼,别咬,要舔。”仿佛那两毛钱买的不只是一支冰棍,还有一长串需要遵守的说明书。

我攥着硬币跑到小卖部,踮起脚,把两枚硬币“啪”地拍在柜台上。老板娘从白棉被覆盖的泡沫箱里抽出那支冰棍,白气“嘶”的一下冒出来。我接过它的时候,手心是热的,指尖是凉的,那种触感至今还留在皮肤的某个记忆层里。

而夏天午后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父亲午睡醒来。他打着哈欠打开冰箱,里面居然躺着一整箱“绿色心情”——那是他前一天从批发市场扛回来的。他抽出两支,一支叼在自己嘴里,另一支豪迈地扔过来:“吃吧!”那一刻,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比课本里的英雄更伟大。因为那一支雪糕,代表着一种无需言说的宠溺,一种“我知道你馋,我早就准备好了”的默契。我不需要申请,只需要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咬着冰棍,那是一种平等的、被郑重对待的快乐。

如今,我已经工作了。别说一支雪糕,就是把超市整个冰柜搬回家,经济上也完全负担得起。便利店的灯24小时亮着,冷柜里永远琳琅满目,我从早到晚任何时刻走进去,都能轻松完成一次购买。

我站在冰柜前,再也没有人管我。没有“天气”的禁忌,没有“成绩”的考核,没有人说“慢点吃别弄脏衣服”。我可以想吃几支吃几支,深夜两点吃也可以,空腹吃也可以,一次性拆开三支不同口味尝一遍再扔掉也可以。这个世界对我敞开了所有关于雪糕的门。

但奇怪的是,我往往站了半天,指尖在冷柜玻璃上留下模糊的指纹,最后却空着手走出来了。

我在想,我究竟是失去了什么?大概就是那种“被允许”的幸福感吧。当一切限制都消失,当我想吃多少就能买多少的时候,雪糕就真的只是雪糕了——它不再是奖励,不再是特赦。

有一回,我买了一整箱雪糕塞进冰箱,想着重温童年。晚上打开一支,咬了一口,甜味寡淡得像掺了水。我坐在沙发上,对着空荡荡的客厅,忽然很想给母亲打个电话,问她现在天气热了,我能不能吃一支冰棍。

原来,长大并不是自由的开始。我再也不用申请了,却也再没有人用那副极不情愿的表情递给我钱,再没人扔过来一支带着慷慨的冰棍。我拥有了整座冰柜,却弄丢了那句最珍贵的“吃吧”——那个字背后藏着的全部恩准与爱意,如今想来,这才是雪糕唯一的、真正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