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到一个视频:在一座小镇上,镇东住着卖包子的老张,镇西住着卖豆浆的老李。每天早晨,老张推着手推车,老李挑着豆浆桶,他们沿街叫卖,总会在镇中心的石桥上相遇。日子久了,两人便在石桥上歇脚,互相尝尝对方的早点,聊聊天气和街坊趣事。一晃五年过去,有一天,老张照常出来卖包子,在桥头等了又等,老李却始终没有出现。整整半个月,老张再也坐不住了,他找到老李的家,却看见老李正在院子里悠闲地浇花。原来,老李一直在攒钱,如今终于买下一台豆浆机,还接上了自来水,再也不用早起磨豆子了。“石桥仍在,晨雾依旧,只是那条走了五年的路,再也走不到一起了。”“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走着走着难免就走散了。”这个故事可能是从两个和尚的故事化来的。说的是东山和西山的寺庙里,各住着一个和尚,两个人每天早晨都要到山谷中的小溪里挑水。久而久之,二人成了朋友,会默契地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小溪旁,聊聊天,交换一点修行的心得。但是突然有一天,东山的和尚不再出现,西山的和尚前往探访,方才得知,东山和尚每天在挑水和课业之余,一点点在后院挖了一口井,如今井已挖成,再也无须下山挑水喝了。对我来说,这个故事的意义非同一般,我曾以此来勉励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努力挖成那口属于自己的井,不管它是一笔傍身的存款,还是生存所需的技能,都是我们行走于人世的底气,同时通往现实与内心两个层面的自由。回到前一个故事,我觉得作为论据,以它来阐释“为什么人到中年,很多老朋友慢慢就不联系了”这个命题,缺少一点必要的逻辑自洽。老李省下了手磨豆子的时间,并不意味着他坐在家里就能把豆浆卖出去。二人之所以要沿街叫卖,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都相对偏僻(一个镇东,一个镇西),没有足够的客流量,这也是他们此前每天在镇中心石桥上相遇的前提。我们假设是大咖漏掉了故事里的重要环节:老李不只是买了豆浆机,还在镇中心买下(或租下)了店面,但即便如此,也并不影响二人的友谊——老张完全可以在老李的店面旁边支个摊,二人卖的早点本来就不构成竞争关系,甚至还可以相得益彰。我们也可以假设老张家庭负担重,不可能有余钱像老李那样完成初步资本积累;而西山和尚好吃懒做,也不可能去完成挖井大业,所以在此前长期的交往中,老李和东山和尚索性对他们努力达成的目标只字不提。或许,由于境遇改变,使得双方不再处于同温层,无法再像以往那样相互理解与共情,朋友也就做不成了。但在我看来,经济上的落差并不会对友谊造成负面影响,即便有影响,最多也只是事件的表层,而只有三观上的差异,才最终导致双方真正地渐行渐远,再也无法回头。毕竟,我们身处的,早已不再是不见面就无法聊天的时代,哪怕是没学会拼音打字的五零后,也随时可以视频电话和微信语音。有个好友,我与她相识于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那时候她还在做小生意。之后几年,她和她先生投身房地产,吃到了中国房地产起飞的一整个时代红利,迅速发家致富。但她始终质朴、真实,深怀赤子之心。我曾经写过一篇《两个女人的编年史》,记录我们两个人的内心成长,她收录在她的个人作品集里作为代后记。后来,她前往深圳寻求发展,人生的轨迹越发迥异。去年她来看我,虽然一别经年,相互少有联络,然而一见之下,彼此间的亲密与熟稔仍一如从前。忘了是哪一年,我们那个省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H诗运动。隔壁办公室的F姐说,她奉命编辑一本H诗选,友人A向她力荐一组我的诗歌。我说那组诗歌是我二十岁前写的,实在幼稚可笑,就不参与了。A随即找我说,他要给高中生讲H诗,想以我的那组诗作为范例。我婉拒了,并劝说他不要参与此事,因为我认为不出几年,这件事就会成为一场笑谈。A批评我:“你也是奔四的人了,怎么还这么愤青?”又过了几天,友人B向我抱怨,说市文联某领导找了某某、某某参与H诗写作,偏偏没找他,显然是对他有成见。我想:“这还不好吗?也省得彼此难堪。”但有了与A的对话在前,这一次,我支吾了两句便结束了聊天。A和B都是我自年少时起相识的友人,然而经此一事,我猛然意识到,在内心层面,我与他们早已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知无不言。后来发生的事情,也验证了我的判断。人到中年,生命的底色已然清晰显现——那些年轻时模糊的轮廓,终会露出真实的核。他趋之若鹜的,你避之唯恐不及;你所坚守的,成了他讥嘲的“愤青”。如今想来,并非时间改写了我们,其实这分歧一直都在,只不过由于自身的愚钝,我选择了视而不见。故友渐疏,何尝不是人生的幸事——感谢时间的筛子,帮我们过滤掉了不同频的噪音,只留下那些真正相知的人。（余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