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读高一。学校在镇东南头,家在镇西北头。每天来回四趟,必经之路就是区文化站。那时的文化站就是供销社废弃的三间瓦房,墙是红砖的,砖缝里长满拉拉秧。

最让我和张超惦记的,是文化站朝南那面墙的宣传窗。那窗是木头框子,镶着六块玻璃,里面用图钉钉着各种报纸。有《安徽日报》的副刊,上面常登些散文;偶尔有县文化馆油印的小报,上面全是诗歌。最稀罕的是右下角那片 “园地”,中学的童老师每周都贴新东西,用毛笔写在稿纸上,字写得龙飞凤舞,有时候墨没干,还能看见他手指头蹭的墨印子。

每天放学,我和张超都要在宣传窗前磨蹭半天。张超眼睛尖,新贴了稿子,第一个发现的准是他。“快看,童老师又写新的了。”他一喊,我赶紧掏出用了半截的铅笔头,以及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蹲在窗台下抄。张超站在旁边念,念到 “月牙挂在井绳上”,他的声音都发飘,好像那月牙真的垂在眼前似的。

有一回下过雨,宣传窗的玻璃上全是水汽,童老师新写的《场院夜》被浸湿了边,“石磙碾过的月光”那行字,墨晕成了一团。我和张超急得围着窗户转,张超掏出兜里的手帕,想擦又不敢,怕把纸擦破了。后来我俩就蹲在窗台下等,看着太阳一点点把水汽晒没,那行字慢慢显出来。张超突然说:“你也写首试试呗?”我的手指头在玻璃上跟着字划,划到 “月光”两个字停住了,手指的温度在玻璃上印了个小印子。

我和张超的作文,顶多在班上被老师念一念。那年冬天,学校墙报换了新栏目“校园春芽”,我鼓起勇气,把偷偷写的《雪后的校园》抄了上去。写 “篮球架的影子在雪上写诗”时,手直抖,粉笔头断了三次。翌日一早,看见黑板报前围了几个同学,张超站在最前面,看见我,使劲朝我挤眼睛,指了指诗句旁边,他用白粉笔添了个小太阳,圆乎乎的。那天早读,我盯着窗户上的冰花,觉得每一片冰花都像诗句开的瓣。

1983年夏天,街口槐树下摆了个冰棒摊,是个老头守着,木头箱子盖着厚棉被。我和张超合计着,每天中午不回家,帮老头看摊,他管我俩一根绿豆冰棒。冰棒三分钱一根,后来暑假,我自己找村里木匠做了一个木头箱子,外面用白塑料布钉上,从家里找了一块破棉絮,就自己卖冰棒。干了两个月,攒了十块多,够报省作协培训创作班了。是从宣传窗的报纸上看到的广告,说能教写诗,还能改稿子。

按照培训要求,每次收到学习资料,认真学习,再自己练习创作,每月寄一次自己创作的稿子。没过多久,创作班的回信来了,信封上盖着 “作家函授培训班”的红章,字是圆的。拆开一看,信纸带着股油墨香,老师很认真地用蓝钢笔在我写的《夏夜》旁边画了好多圈,“萤火虫提着灯笼找诗行”那句,旁边写着 “有灵气,再琢磨琢磨‘找’ 字”。末尾还画了个小笑脸。后来每个月寄稿子,老师都是每封必回,有修改,有鼓励,感觉浑身有一种使不完的劲。有时夹张剪报,是别的学员发表的诗。那些信我都夹在语文课本里。

1984 年冬天,征兵的消息传到了区政府上,红榜就贴在文化站门口的墙上。我去报名那天,张超来送我,手里攥着本子,是他抄诗用的。他说:“到了部队,要是看见月亮,就多写两句。”本子里夹着片槐树叶,是春天我俩在文化站墙下捡的,那时宣传窗里正贴着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新兵连的日子苦,每天训练完,浑身散了架。可我总忘不了写诗。晚上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在信纸背面写。第一次在《战友报》上发表短诗时,通讯员把报纸送到连队,我捧着报纸,手都在抖,字是铅印的,摸上去凸凸的,像宣传窗里那些铅字一样。

后来在军校当新闻报道员,写稿成了正经事,可诗歌从没放下过。训练间隙,就蹲在操场边,摸出笔来写几句。

转业回地方后,在单位办公室,案头总放着本子,没事写两句。去年同学聚会,见到张超,他头发白了不少,说文化站早拆了,现在成了停车场。“还记得童老师写的‘瓦檐把云裁成诗’不?”他喝着茶,茶沫子沾在嘴角,“现在停车场的栏杆,倒像把尺子,把日子卡得死死的。”

有一次回家,我特意绕到原来文化站的位置。果然是个停车场。可我站在那儿,分明看见那三间红砖青瓦房,看见宣传窗里报纸在飘,看见我和张超蹲在窗台下,他念诗,我抄诗,铅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

有些东西,拆了也带不走。就像我案头的本子,还在一页页写着;就像张超说的,他孙子现在也爱写诗,写在作业本上,像极当年我用铅笔头划的那些;就像文化站宣传窗里的那些字,早融进了日子里,变成了柴米油盐里的诗行。

（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