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三苏祠,有一来凤轩。“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南轩,是苏轼和弟弟苏辙小时候的书房,后被父亲苏洵改名为“来凤轩”。

歇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正面左右两侧各开一方门,通连室外风雨廊;中开一圆门,上方悬“来凤轩”匾额,两边“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楹联。南轩连廊回绕,青砖铺地,铁树亭亭如盖,簌簌青竹数株。房子和院子背靠几株高大桢楠,显得古朴静谧。这应该就是书房的气息吧。

苏轼自谓平生最快乐之事就是读书,“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而他的家乡眉山“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祝穆《方舆胜览》),两宋三百年间竟出了九百进士。

“竹柏杂花,丛生满庭”(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苏轼《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子由韵二首》)。南轩是两兄弟的诗意栖居和精神乐园,“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和子由蚕市》),顽皮和野逸同样绽放着生命的活力与生机。

故乡的南轩,不仅是苏东坡儿时书房,也是他青春时代的美好回忆。晚年,东坡回忆当年在南轩读书的场景,历历在目:“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夜梦》)。

在这里,慈母“亲授以书”,教育他们不发宿藏、不残鸟雀,带他们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东坡问母亲:“如果我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会同意吗?”程氏回答:“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为了一种“义”,儿子可以奋然舍身赴死,母亲可以慨然牺牲骨肉,此种大义从母亲流淌至儿子,从儿子回溯至母亲,唤起的正是苏东坡那种藏在体内、寓于寻常、塞乎天地的生命元气。

多年之后,当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诬陷下狱,被囚禁在御史台,看到风吹乱庭前的竹子,他写下“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竹子可折不可辱,风停了后又重新站直。在这首诗中,他又提到“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在最无助最艰难的生命境遇里,南轩是他的精神家园。可见,少年时的一间书房,对涵养东坡的君子品格何其重要。

第二年正月初一,苏东坡以“讥讽政事”定罪,诏贬黄州。到了黄州,“问人乞米”,寓定惠院,客临皋亭,“深自闭塞”。从志在天下到自身难保,“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生命似走到绝境。

“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大起大落的人生让苏轼对书房充满渴望。他在东坡筑堂,将正中一间作为书房。房屋落成时适遇大雪,他便将房内四壁均画上雪,命名为“雪堂”:“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雪堂虽简陋,却造就了苏轼安放身心的居所。

在雪堂,他起居偃仰,隐几昼瞑,栩然自得,“真得其所居者也”。但“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欲为散人而未得”。他“东坡之胁,筑而垣之”,围墙筑舍是他微弱的个体生命之需,但“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有色之雪有形之堂又成为了五官之害,内心之蔽,欲静不得,欲逃不能。在“入”与“出”之间,在入不进、出不来之间,他最终选择了“适意”,选择“无邪”,“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让雪凄凛肌肤,洗涤烦郁,让八荒之趣尽在眉睫之间,让生命随群息而动,随大明而升,与万物同生,与山川共美。

绍圣元年(1094),已近花甲的苏轼再遭贬谪。在惠州白鹤峰上,他又建新居,其中少不了书房,名之“思无邪斋”,并作《思无邪斋铭》:“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圆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不管命运多背逆,生活多无常,苏轼一直不放弃建“书房”。黄州“雪堂”没了,惠州建“思无邪斋”;“思无邪斋”没了,海南建“桄榔庵”。无论身在朝堂,抑或江湖,有了一隅书房,他能在“深自省察”“摄心正念”中打开另一条生命通道,因为“无身”,所以“无病”,因为“廓然”,所以“圆明”,因为“浩然”,所以“我正”。

从少年南轩的“奋厉”到中年雪堂的“适意”,再到晚年惠州的“无邪”。无论漂泊到何处,书房总是他安顿身心的寓所。

（董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