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云母质玉钺。

凌家滩玉冠饰。

凌家滩虎首玉璜。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航拍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视觉中国供图

考古学家严文明最早提出了“文明先锋”的认识，他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随着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的开馆试运营，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迎来新阶段，凌家滩考古研究与阐释迎来新起点。

记者近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凌家滩考古发掘第二任领队吴卫红，力求从众多研究者的视角，探究凌家滩考古成果阐释利用的成效和凌家滩文化研究的方向。

如果从“奥运奖牌”往前追溯……

记者：您以考古学学者的身份来为遗址博物馆策展，思路和创意是什么？

吴卫红：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力求从一个宏大的视角来解读凌家滩。

总序厅，我们放眼世界背景，呈现包括中华大地同时期比较发达的文化背景情况。“鉴往知远”展厅，反映凌家滩发现和发掘研究这40年来点点滴滴，包括考古发掘和相关保护工作等，以此让观众了解，凌家滩不仅仅有5000多年的历史，同时还有40年来几代人接续奋斗的历程。“玉耀长河”展厅，集中展现凌家滩遗址、凌家滩文化的面貌，特别是玉石器制作展示、几个最重要墓葬的单独展览，并着重对凌家滩文化的整体面貌进行提炼。“文明互鉴”展厅，让观众了解凌家滩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乃至与同期世界几个主要文化之间的交融。

展线的最后，观众可以看见一块奥运奖牌。以凌家滩重环玉璧元素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设计灵感的呈现作为总结，是巧妙而重要的。

“玉器”的意义是什么？创工艺之先与创文明新风

记者：对于大众而言，凌家滩玉器是普及度很高的“知识点”。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化、遗址博物馆的开放，如何带领大众深刻理解从“玉文化高峰”到“文明先锋”这两个知识点的内在逻辑？

王巍：从大众角度来说，凌家滩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玉器。实际上，这些玉器反映多方面的信息，首先是琢玉工艺的高超；同时，这些玉器不是一般的装饰品，玉龙、玉鹰、玉龟等，是先民的信仰世界，并代表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华先民在9000年前就制作出了玉器，从距今9000年到6000年，应该是“以玉为美”的阶段，主要是装饰品。随着社会分化，玉器被权贵阶层所掌控，形成以玉通神、以玉为贵、以玉为礼，在商周时期继续体现。比如，玉璜在西周时期成为最重要的玉礼器之一，贵族以什么身份佩戴什么玉璜有严格规定。

可以说，“以玉为贵”的理念在凌家滩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为什么称凌家滩为中华文明的先锋？玉器，我们不仅要看它的精美，还要看它背后的含义，社会的含义、信仰层面的含义、精神层面的含义，纵深地来看玉器背后反映的中华先民的智慧和中华文明的发达程度。

“王者”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科学研判之外留下想象空间

记者：07M23王者之墓，这次在博物馆中“整体呈现”。07M23墓是2007年考古发掘该墓葬时赋予的编号，也逐渐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符号。您如何看待“王者之墓”的历史价值？

王巍：将玉器都恢复到出土单元，在“出土墓葬”中集中展示，我觉得这种展览陈列方式非常好，突破了一般同类型展览中铺陈“玉器展厅”“陶器展厅”的分类方式。对于“王者之墓”的集中展示，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人、一个贵族，他的随葬品是什么种类和规格。

07M23墓葬中随葬了88公斤的玉猪，随葬品总数300多件，其中玉器200多件。据我了解，这是包括夏代及之前的史前时期，单个墓葬中出土随葬品最多的情况。这些玉器制作精致，体现的信仰世界丰富而复杂，我们把它复原成当时的形象，也给观者带来可以继续想象的空间。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单个墓葬出土庞大玉器数量的情况，我认为在距今4000年之前的层面，凌家滩07M23墓堪称“之最”。

探索无止境，“新发现”永远伴随“新问题”

记者：您认为凌家滩后续考古发掘与研究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努力？

王巍：凌家滩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下游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和良渚遗址都发现了大墓、玉器。既然有大墓，有社会分化，肯定有人居场所。近年来，这方面的努力终于有了线索。“宫殿”在哪儿？2022年发现的3000平方米红烧土的建筑提供了一些线索，我们要了解这3000平方米建筑的布局、格局、形态。近几年来，我们也发现了大型祭祀坑，该区域是否为专门用于祭祀的区域？一系列新的发现同时带来新的问题：既然有“首都”，有墓葬区、祭祀区、大型建筑，那么玉器作坊在哪里？普通居民生活区在哪里？我们希望后续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凌家滩的整体面貌。

凌家滩的“发问”，属于整个长江下游

记者：复原凌家滩的家园，还原“凌家滩人”的故事，您对“凌家滩人”的存续有什么研判？

赵辉：凌家滩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有40年了，这么多年的积累，应该有一个博物馆来向全社会展示介绍。考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40年的工作放在中华文明史中来说只是一个瞬间，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遗址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凌家滩人——创造这样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群体从哪里而来？凌家滩人的起居形式是什么样的？凌家人的等级区分、职业区分是什么形态？很多新问题，还未找到答案。凌家滩的这些疑问，不仅属于凌家滩，还代表了这个时代长江中下游的疑问。随着凌家滩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相信会一步步得到揭示，也期待遗址博物馆的陈列会一步步不断丰富，把最新的考古成果反映出来。

凌家滩的“回应”，立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命题

记者：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的布展，不仅是凌家滩文物的“回乡之行”，也是同时期文化的“组团之旅”，为什么这样设计？

吴卫红：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集中展示和综合研究的场所。我认为，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一方面可以借助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来有效促进当地的考古发掘，同时也会促进凌家滩文物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打造出汇聚四方来客的大平台。在最后的“文明互鉴”展厅里，我们和国内同行机构协调借展了很多珍贵文物，包括故宫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的一些藏品。其中有些展品是当地最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些文物与凌家滩文物存在共性与个性的讨论。凌家滩与周边不同文化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能够最终应答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大命题？我们希望给予观众更多的思考和收获。

（本报记者 晋文婧）